两位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与约翰·凯（John Kay），在《贪婪已死》一书中阐述了当代社会面临的两大困境。其一是日益撕裂的社会，促使贫富差距拉大的个人主义，走向偏狭的权利话语正是一个显著的症状。其二是过分相信集中化的力量，造成了经济管理中的低效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战后推出的花生计划。

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开出了社群主义的药方，倡导由小社群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小组织中的人们都有共同目标，这些小组织会为了共同目标在必要的规模上联合成更大的组织。”

自由派的无止境抗争变琐碎化

“勇者变恶龙”是网络上司空见惯的隐喻，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谷歌。2018年，软件开发者萨缪尔·马多克（Samuel Maddock），讲述谷歌阻止自己像往常一样使用谷歌的关键开源代码，从而维护谷歌自家Chrome浏览器的市场占有率。

这种指责对微软等大部分软件企业来说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企业的代码本来就是不允许外人使用的知识产权。但自从2008年推出开源的Chromium以来，全球开发者已经借助它推出了无数实用的插件工具，于是才有了今天几乎无所不包的Chrome生态。可以说，开源既是谷歌的一面理想旗帜，也是成功的法宝之一。而马多克和其他多位开发者的遭遇似乎意味着，谷歌正在背弃开源，变成把代码当作摇钱树的寻常科技企业。

“勇者变恶龙”是古老屠龙传说的现代变体，描绘了一幅企业本性永远贪婪，终将作恶的图景。它的内核也同样古老，那就是循环轮回。不过，屠龙传说还有另一个内核更加现代的变体。1963年，澳大利亚哲学家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导言中描绘了一位名为“自由主义”的勇者。自16世纪前后诞生以来，它消灭了一头头恶龙，包括专制王权、宗教压迫、贵族特权。

“他不知道何时应该退休。他越是成功，就越是执迷于天下无龙的念头……他需要恶龙。他的生命依赖于抗争——为人民抗争，为穷人抗争，为被剥削的人抗争，为被压迫的殖民地抗争，为无权无势者抗争，为欠发达世界抗争。”

在西方语境下，这样的描述颇有预见性，因为自由主义勇者至今仍然在不断寻觅新的恶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断膨胀增生的性少数群体歧视问题。从最早引发关注的男同性恋（Gay，代表字母是G）开始，现在的通行版本已经发展成了LGBTQ（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更有甚者，如今连五个字母都不够涵盖，还要加上一个代表“等等”的“+”，变成LGBTQ+。

这种无止境抗争的一个问题，是琐碎化。正如米诺格所说：“勇者追击着一头又一头越来越小的龙，因为更大的龙已经遥不可及。”这也是太平洋两岸嘲笑自由派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如果大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揪着小问题不放呢？如果还有更重要的大问题有待解决，那么揪着小问题不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两位英国社会科学家保罗·科利尔和约翰·凯，在《贪婪已死》中指出了不知退休的自由主义勇者的另一个弊端。两人针对的不是勇者本身，而是勇者每次屠龙后留下的纪念碑——权利。两人认为：“‘权利话语’会导致政治对话逐渐枯竭，因为它喜欢咄咄逼人，不喜欢实用主义或妥协。”从这个视角来看，性少数群体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权利本身是否值得争取，而在于权利思维固有的绝对性与排他性。

举个例子，一家花店拒绝为一对同性恋人提供服务，那么，到底是花店侵犯了同性恋人不被歧视的权利，还是同性恋人侵犯了花店烘焙师傅的自由经营权利？这不是胡编的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美国案件——阿琳花店案。从2013年到2021年，一系列诉讼在县法院、州高级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之间轮转八年，最后只是以程序性理由勉强达成和解。

有趣的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诉讼双方的支持团体实在难分彼此。同性恋者背后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花店背后则是捍卫自由联盟。权利之间互不相让，由此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正如《贪婪已死》中所说：“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能够认同他们共同的公民身份，无须诉诸法院就能解决琐碎的纠纷。”在美国以及两位作者所处的英国社会，这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要命的集中化

只有置于个人主义的框架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上一节提到的权利意识的弊病。1960年代民权运动与21世纪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的一大区别是，前者的斗争目标是具体而普遍的，参与者以受害者本身为主体，后者的行动目标则抽象笼统。而且在《贪婪已死》的作者看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无非是展示情绪化自我的表演机会”。这正应了《贪婪已死》的副标题：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利尔与凯会乞灵于国家。毕竟，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开展过轰轰烈烈的中央集权运动，尤以两位作者所在的英国为甚。战后英国工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说过：“公营企业绝非资本主义企业，绝不是以利润和股息为全部的存在意义和追求目标。公营企业的董事与管理人员，必须将自己视为公共利益的监护人。”这段话既表达了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纲，也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与要求。

全国煤炭委员会、国家保险基金、中央电力管理局等一大批由中央政府直接运营的机构组织，陆续建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带来长期效益的案例寥寥无几，最突出的或许是得益于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国家天然气系统。反倒是亏损多年的英国国有铁路、体制僵化的全国医疗服务体系（NHS），经常被拿来做反面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贪婪已死》的作者并不认为英国国有化失败的症结在于所有权问题，而是在于过度集中化。因此，从19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用美国经济学家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的话说：“英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残酷的经济收缩。”毕竟，大型私有企业的“大企业病”毫不逊色于国有企业。《贪婪已死》的作者，用一个鲜明的案例阐明了过度集中化的危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食用油短缺问题严重，为此，刚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启动了“花生计划”，在东非的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购买了15万公顷土地，陆续派出10万名退伍军人种植花生。项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诸多困难，最严重的就是土壤条件不合适与缺乏合适的水源。改造土壤与引水工程不仅让项目成本攀升，不得不在6年后放弃，而且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但正如两位作者所说，花生计划暴露的最大问题是：“伦敦的政客们不仅捂住了消息，还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直到可耻的失败再也无法掩盖……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约束都荡然无存。”

两位作者认为，过度集中化来源于两种妄想。一种是老生常谈，也就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优于权力下放决策。每一次计算或通信技术的进步都会引发一场小小的相关争论。《贪婪已死》中提出的第二种错觉则更加深入：“共同目标只能通过国家来实现，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实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能为了共同目标而放弃自私。”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国家好还是私人好，而在于人们被迫在国家和私人之间二选一。

超越个人与国家

为了超越完全自私的个人主义与不堪重负的全能国家，科利尔与凯提出，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有一个能提供归属感、共同规范、支持自我实现的多层次社群网络。对现代人来说，“社群”是一个经常在网络上能看到的词汇，自身就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同时又让人觉得遥不可及。要么是已经被历史淘汰的老古董乃至封建残余，要么是少数文艺青年自娱自乐的小圈子。

反过来讲，孤立的个人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必由之路，唯一有约束力的规范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在这种状况下，就算国家号召人民有道德、有理想，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理想，那也是无用的。究其本质，道德和理想既不源于个人的选择偏好，也不能由国家的宣传和强制力进行灌输，而只能来自基于实质性人际关系的社群。

正如科利尔与凯所说：“人们追求的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完成，无论是在家庭中、在街道上、在村庄里、在工作中，还是通过其他各式各样的交往方式……个体通过参加社会网络中丰富的、互动性的群体活动求得自我实现。”

《贪婪已死》中，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做了精彩的解读：“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按照经济学中通常的理解，这句话反映了自私促进公众福利。这当然是正确的，但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迁，我们通常会更进一步，将这句话理解成大型肉类加工厂与超市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大大偏离了斯密的本意。

毕竟，屠夫与顾客之间有长期交往的关系，他们属于共同的城镇的教区，对集体和彼此负有多种义务并承担着相应的道德压力，这些对斯密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它们构成了交易顺利进行的条件，也是斯密能够合理地说出那句名言的前提。如果他看到的是毫无顾忌地添加“科技与狠活”的无良香肠作坊，想必不会认为老板的私欲满足了食客的需求。

斯密描绘的这种社群并未灭绝。即使离开了那条富有烟火气的街道，大众点评网、豆瓣之类的评价社区同样能提供一定的社群感。浏览店铺的评价不仅会提供有益的信息，也营造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认同意识。老社群的凋敝与边缘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而线上社群虽然可以支撑高频率的信息交换，却很少能够支持强制规则以外的自发规范。

尽管如此，科利尔与凯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市场和社群在本质上并不相抵触；今天同以往一样，运行良好的市场与社群是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