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于2012年的印度喜剧电影《印式英语》，2023年2月在中国大陆公映。影片不仅弘扬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更无处不蕴含着印度本土语言与外来语言英语间的复杂关系。

在印度建国初期，急于摆脱殖民阴影的印度联邦政府险些废除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之后，英语乘上全球化的东风，巩固了自身作为印度精英共同语的地位。如今，英语与印度本土语言形成了一种近乎无缝对接的嵌入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站到了相同的高度。

通过表现就读于精英教会中学的女儿蔑视不懂英语的母亲，《印式英语》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印度的社会语言学关系。

精英语言

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咖喱味英语”的调侃、讥讽乃至谩骂无处不在。即便态度稍微友善一些的UP主，通常也不过是加上一句：“印度人说英语虽然很难听懂，但胜在敢说。”

这种刻板印象忽视了一个事实：英语是当代印度人走出乡土，迈向大城市乃至世界的敲门砖。这意味着，印度的英语学习者是真正需要用到口头和书面英语的，并且有机会在实际运用中逐步提高水平。

考虑到语言水平统计的内在困难，掌握英语的人数估测相差颇大。根据比较保守的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这一部分人也有1.29亿，占当时印度人口的10.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人在2020年的英孚英语水平指数中得分高于印度（520分比496分），但实际应用场景却未必比印度更多。对中国人来说，英语主要还是一门考试语言，而非“活”的生活与工作语言。

但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英语在印度具有显著的阶层性与地域性。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富人学英语，穷人学不起英语。印度是一个语言相当丰富的国度，官方语言有22种（包括英语）。即使按照Ethonologue网站给出的保守数字，印度境内也有456种语言，而一份印度本土调查给出的数字更是高达780种。

不过，我们可以大致将印度语言分成两大板块。北方约80%的人口，说的是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以印度政府主推的通用语印地语为代表。南方的20%人口，讲达罗毗荼诸语，比如有8100万人说的泰卢固语和7500万人说的泰米尔语。

这两大板块之间的语言，基本不可互通。根据奥地利语言学家博菲斯·樊尚（Beaufils Vincent）的研究，印地语与泰卢固语之间的“距离”是93.3，远高于汉语和日语（81.5），甚至比汉语和芬兰语（92.0）还高，只比汉语和非洲南部语言祖鲁语的距离（95.2）稍微低一点。

不过，语言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印地语必然不能成为唯一的“国语”。毕竟，大部分北印度人即使母语不是印地语，说的语言与印地语也相去不远。随着基础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印地语在北印度是完全可以普及的。

1947年颁布的印度宪法规定，英语在达罗毗荼语地区可以暂时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但15年后印地语将成为唯一的全国通用官方语言。此举遭到了达罗毗荼语地区激烈反对。除了语言差异以外，这里还是英国殖民较早的区域，英语基础比印度北方更好。

印度最早的现代大学是加尔各答大学、马德拉斯大学和孟买大学（1857年），均位于南部沿海。在殖民时代，近水楼台的“沿海地区精英”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主动权。用出身于印度北方山区的议员阿尔古·拉伊（Algu Rai）的话说：“最为印地语国语提案感到尴尬的人……正是我们的沿海同胞。”

在客观语言差异与地方政治抵制的综合作用下，原定的15年期满后，印度政府做出妥协，同意无限期维持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

时至今日，尽管印度总理莫迪仍然在积极推动印地语普及，甚至宣称印度人对英语怀有“奴隶心态”，但在今日的印度，英语与殖民主义已经基本脱钩，成为了谋求个人发展、实现阶级跃迁的必备技能。因此，英语在印度仍然保持着精英主义的姿态。

作为出生于浦那（Pune）的印度女导演高里·辛蒂（Gauri Shinde）的处女作，《印式英语》处处体现了英语与印度和印度人之间的种种纠缠。

嵌入印地语的英语

影片的核心角色是家庭主妇莎希，她丈夫萨蒂什是职场精英，大女儿萨娜在一所教会学校念初中，此外还有萨蒂什的母亲。不出意外，萨蒂什和萨娜的英语水平很好，在学校、公司等公开场合可以全程用英语交流，虽然多少带点口音，但完全不影响交流。

而在家里与莎希对话时，父女俩基本说的是印地语，只是其中会夹杂大量英文单词。比方说，莎希给家人准备了白吐司，也就是用精制面粉烤制而成的面包，正在控制体重的萨娜就不愿意了，用英语说了句：“Why can’t you get brown?”这里的“brown”指的是棕吐司，也就是全麦面包。

真正有趣的是，不仅莎希秒懂了女儿的抱怨，就连年迈的老奶奶也明白，甚至用玩笑话打起了圆场。对应到汉语里的话，奶奶说的话相当于“你不吃给我吧，我red，blue，white，什么都爱吃。”从一名能听懂英语的中国观众的视角来看，这就好比乘船在雾气弥漫的北冰洋上，处于一片迷茫的状态，但前方不时出现一块浮冰，上面有北极熊、海豹或其他典型的北极动物。

总体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纯洁化倾向强烈，对借词相当敏感的语言环境。如果你关注综艺节目的话，可能会注意到，近些年主持人和艺人说出的英文单词基本都会在字幕里直接替换成中文译词，比如“cast”会显示为“演职人员”，“C位”显示为“中央位置”。

这种做法本身是好是坏，此处暂且不论，只是由此产生了一个连带现象：凡是A语言里出现了B语言里的词汇，一概用“夹杂”这样的中性偏贬义词来描述。但回到莎希家的餐桌对话，也许用“嵌入”来形容会更贴切。英语与印地语词句无缝切换，毫无违和感，而且低头的一方通常是英语，发音和语调上普遍会顺应印地语句子的语流。

事实上，汉语里也有无数类似的现象。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中有一篇课文，贾平凹的《风雨》，其中有一句话：“垂柳全乱了线条，当抛举在空中的时候，却出奇地显出清楚，刹那间僵直了。”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刹那”其实音译自梵语词क्षण（罗马化转写为kṣaṇa）。

在多种语言活跃并存的环境中，这种“嵌入”现象是会自发形成的。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外企相对较多的城市中，同类现象就普遍存在。“Nancy，你下午的pitch ready了吗？”与“刹那”的最重要区别，与其说是纯粹度的高低，不如说是传入时间的长短。

勋章英语与工具英语

然而，英语嵌入印地语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平等的。恰恰相反，两种语言的失衡关系及其映射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可以说是贯穿《印式英语》全片的推动力。从上一节的餐桌互动中，我们已经能隐约感受到萨娜与莎希母女间看得见的等差。更直白地说，说纯正英语的女儿看不起只会说印地语的母亲，哪怕英语早已经以片段的形式融入了母亲的印地语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女儿上的是一所教会学校。除了教职工中神职人员比重较高，强调遵规守纪以外，印度教会学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注重英语教学与语言环境，甚至有相当比例的教会学校要求在课堂内外都只能讲英语。

《印式英语》导演高里·辛蒂，念的就是一所全英文教学的中学——圣若瑟学院。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她说自己的母亲不懂英文，所以坚持要求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上英文学校。但当记者问她有没有因为母亲不懂英文而尴尬时，她承认：“我有好几次确实感到尴尬，但主要是内心感受，外人未必看得出来。”

而在影片中，女儿对母亲的轻贱态度不仅体现在微妙的言外之意中，更经常会赤裸裸地诉诸言语乃至行为。用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既是对自己母亲的“致歉”，也是一种“宣泄”。高潮情节，正是两人一起去见女儿班主任的桥段。

从两人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女儿就努力想要堵住妈妈的嘴。当母亲与一位女儿同学的家长搭讪时，还没聊几句，女儿就赶忙说：“妈妈，你刚才不是说你想去厕所吗？”然后就领着母亲快步走进班主任文森特神父的办公室。

这种家长会形式，与我们熟悉的情况大不相同。不是一名班主任对着几十个家长宣讲，最后留下个别家长面谈或者家访，学生则完全缺席，只能在等着爸妈带着笑脸或者怒意回家。相反，这里只有班主任、学生和家长三人，而且每一名学生都有单独的见面时间。高度关注学生个人发展的精英取向，与英文教学共同构成了印度教会学校（以及世俗私立学校）的吸引力。

从外在的视角来看，这两个特征完全是独立的。推行印地语教学的公立学校，可以随着资源投入和时间沉淀而不断提升，为学生提供更细致的关注。教会学校也可能盲目扩招，从而失去“小班教学”的优势。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近年来的印度都是现实存在的。

毕竟，就中学而言，全英语教学与精英教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状况的余晖。对少不经事的教会中学学生来说，英语就像是一枚虚拟勋章，至于学生到底配不配得上勋章，勋章到底价值几何，那就只能靠学生自己通过实实在在的方式来证明了。

《印式英语》后面的情节暗示，全英语中学也许只是一枚黄铜勋章。莎希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班上同学有法国厨师、中国美容师、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印度程序员、墨西哥家政。经过四周的培训，学员虽然说不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至少朝着各自追求的语言水平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对莎希来说，能够在侄女的婚礼上流利发表五分钟的致辞，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由此可见，导演不仅表现了印地语与英语的不平等，也揭示了两种英语的差异：作为工具的英语和作为勋章的英语。掌握工具能带来坚实的自尊，而空洞的勋章只是徒增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