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死后，要将它们带入坟墓。”2023年3月3日，日本当代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逝世，享年88岁。不知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塞尔玛·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会不会真的如这位文学巨匠曾经的戏言那样，随着他一起埋入地下。

从《奇妙的工作》踏入文坛，通过《饲育》成为当时史上最年轻的芥川赏得奖人，到1960年代在构筑的想象世界里重塑日本人的“时代精神”，并最终于1994年成为川端康成以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正如他的中国挚友莫言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坦率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的人”，因此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

大江先生去世10天后，家人才发布讣告，在读者还未来得及告别时，他的灵魂早已踏上了回乡的路。

自传式小说家的想象世界

喜多郡是日本爱媛县的一座城市，著名的内子町至今仍保留着原生态的日本乡村风貌，曾经的大濑村也在其中，被繁茂的森林包围。只是如今，这座小村庄早已被邻近的城镇吞并，地图上不见踪影了。而得益于大江健三郎，它永远在日本文学史上留有华光。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在大濑村一个古老的武士家族中，即便彼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早已开始现代化进程，村庄中的年轻人不是已奔赴大都会，就是踌躇满志地在去往大都会的路上，然而大江氏，却坚持守在大濑村。

这个家族的女性一直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说书内容不仅有村落的历史、传说、神话、风俗，也包括波及日本政局、文化、经济的各种民间起义、草莽英雄的故事，大江从孩童时代，就浸淫在这些故事中，感受着家族长辈代代相传的价值观。

大江健三郎出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到日本各地，天皇既是君主又是神明，而这种正在发生的大历史与乡村传统的信仰发生了激烈冲突，大江的祖母坚持为传统文化辩护，用幽默的话语将反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植在孩子们的脑海中。在祖母和父亲去世后，大江的母亲成为继任的“说书人”，像带有冒险色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便是那时走进了大江的世界。

在从大濑中学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进入爱媛县立内子高等学校就读，翌年4月转入名校爱媛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整个中学时代，他创作了40余篇随笔、散文、小说和诗歌，而这座学校曾有过一名大名鼎鼎的老师：夏目漱石。虽然两人并非同一时代——1916年，夏目漱石就去世了——但仍可视为日本文学史上有趣的隔空同框。

直到19岁时，大江健三郎才真正意义上离开了家乡，他考入了东京大学文科二类，后转入法国文学系，师从日本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后者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巨著《巨人传》的日译者，也是将法国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精神推广到日本的人。在精神导师和现实导师双重作用下，他开始重新审视在故乡听到的那些故事，并赋予了人文主义的思考，这种思考既是对故土的，也是对大都市的。

这一时期，大江健三郎阅读了大量法国和美国的现代文学，并于1957年开始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东京大学新闻刊》“五月祭奖”；小说《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大江也正式以职业作家身份进入日本文坛；《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与《饲育》一样，聚焦少儿战争的主题；《死者的奢华》和《绵羊似的人》描绘的都是东京的学生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美军占领的阴影依然存在……

大江健三郎彼时的文风明显受到萨特、拉伯雷和其他法国现代作家的影响。20多岁时，他曾陷入过深深的迷茫，甚至想过自杀，因为他虽然高产，作品口碑却参差不齐，在他看来，自己的写作找不到出路。

196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大江的生活。那年6月，他的长子出生。由于婴儿的头部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风险颇大，即便最后保住性命，也会对智商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起初，大江健三郎只想逃避，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在孩子还躺在医院时，他去参加了在广岛举行的国际反核会议。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后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曾直言当时的自己“在逃避这个孩子”，对他来说“这些日子是可耻的”。

与此同时，他采访了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幸存者，并开始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力量，把小的“死”（儿子的病）和大的“死”（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进行了观照。

而这也成为了大江健三郎创作上的转折点，他的作品开始关注人性、政治与现实问题。正如他自己曾说的那样：“我所写的一切都从个人开始”。

在1964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中，“父亲”在道德困境中挣扎，梦想着自己像鸟一样飞到非洲，摆脱身患残疾的孩子；而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广岛札记》中，他遇到了那些不顾孩子可能患有白血病和死亡风险依然选择生产的妇女，以及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

回到东京后，大江健三郎选择为这个孩子做手术，并为他起名叫”光”。所幸大江光活了下来，虽然智力只停留在3岁，但却意外拥有音乐天赋，并最终成为长笛和钢琴演奏家。

后来，大江健三郎又对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冲绳产生了兴趣。在明治维新之前，冲绳曾是一个拥有自己文化的独立国家——琉球王国。直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才设了冲绳县。二战期间，冲绳是日本领土上唯一一片被炮火吞噬的土地。战后，冲绳人更是不得不忍受美军的长期占领。这也让大江开始思考，冲绳人是如何在“美军基地”生活的？冲绳的文化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后者进一步催生了他了解日本周边文化的念头，这些文化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文化截然不同。这也为他研究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民族文化的理论提供了现实内容，最终写出了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在这部作品之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明显分为两股力量：一是描写他与儿子大江光生活的故事，如《教会我们摆脱疯狂》《空中的怪物阿归》《洪水涌向我的灵魂》等；另一部分是他的“神话、历史与现实”剧场，如《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燃烧的绿树》等。

其中，《燃烧的绿树》是创作时间长达3年的三部曲：由《救世主被殴打》《动摇》和《伟大的日子》组成。

在完成三部曲之后，大江健三郎曾宣布，他将进入人生的最后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会尝试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也可以理解为，大江认为他在展示自己的宇宙观、历史和民间传说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达到了顶点，是时候去追求新的文学形式和新的生活了。

在进入新世纪后，大江健三郎又创作了《二百年的孩子》《别了，我的书》《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等长篇小说。2013年，大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出版，这部作品突破了以往作品里叙述者作为被动者的身份，而是带有自主性地前行，既实现了回心，也是与此前作品的互文。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对大江健三郎的评价：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聚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大江健三郎自己，只是谦逊地表示希望能“写五十年不停”，从1957年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到2013年的《晚年样式集》，他的承诺兑现了。

构建一个“世界的日本”

“获奖了。”大江健三郎平静地对家人说。家人们点了点头，便回到各自房间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1994年10月13日，大批记者围堵在大江健三郎东京的家门口。大概从1991年开始，这样的盛况每年10月都要上演一次，因为这一天诺贝尔文学奖的甄选委员会会公布该年的得主。大江健三郎不是唯一被日本媒体“关注”的作家。自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该殊荣后，日本人认为又该“轮到”他们了。这一次，蹲守在大江家门前的记者押对了宝。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自亲朋好友的电话再次让大江家热闹起来，大江健三郎也穿戴整齐，走出家门，正式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在这一年，59岁的大江健三郎正准备做出改变，在没有找到新的写作方向前，他原本准备“封笔”一段时间，通过去大学任教维持基本生活。然而，诺奖在此时来了，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后（1000万瑞典克朗），大江健三郎买下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珍贵书籍，又修葺了别墅。他有了充足的底气去思考自己到底还应该去写些什么。

作为一个50余年笔耕不辍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贡献了42部小说，杂文、散文、随笔、评论更是数不胜数。但在他多产的职业生涯中，仍可以找出4部著作来一窥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路径和宇宙观。

1945年8月6日上午，大江的母亲在户外采草药时看到了天空中出现一道闪光——100英里外的广岛上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大江对二战的记忆是惊恐的，因为老师时常会问他们，如果天皇命令他们自杀，他们会怎么做。而他们则必须回答：”我会死，我会剖腹而死。”

同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江回忆说：“大人们围坐在收音机旁，哭了起来。孩子们聚集在道路上，低声说着他们的困惑。”“我最惊讶和失望的是，这就是全日本人都崇拜的人？这就是太阳神的后裔？所谓的天皇，竟然也是用人声说话？”

为何他对自己国家的评论往往尖锐而无情，常把矛头对准破坏民主和人权的政府、威胁生命的原子弹，以及皇室制度，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国家文化勋章，甚至被送上法庭，似乎从孩童时期就找到了因由。

如果只能选择一部大江健三郎早期的作品阅读，那无疑是《饲育》。它是大江进入文坛的标志。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日本山村，因飞机被击落，当地人抓住了一名美国黑人士兵。他们把他关入地下室里，在等待如何处置他的那段时间里，村里的人慢慢适应了这个黑人飞行员的存在，甚至开始亲近他。在日本，城里人会歧视村里人——成长在四国的大江，自然对这种歧视感同身受——这个故事中，城镇居民对待村民“像（对待）肮脏的动物一样”，反过来，村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黑人战犯。

本质上，这是一个讲述权力如何被滥用的故事。小山村所代表的孤立和简单的世界，事实上在战后就已经永远消失了。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和集体意识被美国“占领”，大江这一代人，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故事中的年轻人也是任人摆布，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此后，大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深入参与新左派的政治活动，反对延长日本与美国的安全条约，反对越南战争，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1960年，日本社会主义党主席浅沼因吉郎被一名右翼青年杀害，这激发了大江在1961年写下《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篇小说，本质上与《饲育》都有同一个母题。这也让他迅速成为日本战后青年最崇拜的作家之一。

尽管大江健三郎时常说他只为日本读者写作，但他在1960年代的两部作品却吸引了大批国际读者，他们分别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广岛笔记》。

如前文所讲，1963年是他写作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患有脑疾的大儿子出生，同样是在这一年，他受邀去广岛采访，接触了因核武器而被摧毁的人们。

1967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名《无声的呐喊》）出版，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受挫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离群索居的森林山谷，并效仿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暴动”，以这种方式抵抗政府的政策。故事采用双线叙事的手法，将传说与现实、历史与虚幻、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交叠在一起，描绘出人性在历史传统、现实政治间的纠葛。

书中畸形儿的诞生、暴动的发起和失败、通奸和乱伦造成的阴影，共同成为这部带有神话原型色彩的小说的核心，包含了作者对日本历史、文化完整性和无意识消费主义的关注。而作为故乡的森林，也充满了象征性：当局者的困惑、人性的复杂、历史的谜局，以及最后的和解和希望……在探讨日美关系时，也引申了对核武器的反思。这不是大江健三郎第一次将自己儿时在大濑村听到的神话传统与当代日本的残酷现实连结在一起，但却是一种情感更强烈的隐喻与对照。

大江健三郎曾直言：“在光的面前，我开始解构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开始改变，反自杀、反逃避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被动的人，我的生活一直是黑暗和消极的，对未来毫无想法。”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1964年的《个人的体验》，都是以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儿子和在原子弹爆炸后的日本寻找意义为主题，这也是他后来40多部小说和短篇小说集的根基，《洪水涌向我的灵魂》（1973年）描述了一位父亲与他的幼童之间的关系，他通过鸟儿的歌声与家人交流，并与好战和激进的年轻人产生共鸣；《新人呵，醒来吧》（1982年）讲述了一个弱智男孩的成长以及他在家里引起的紧张和焦虑，其中借鉴了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预言中的图景，描绘了他的儿子光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年轻人的过程，这也是为他写的有关残疾孩子的作品加冕……此外，还有《空中怪物阿贵》（1964年）、《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1986年）、《静谧的生活》（1990年）、《空翻》（1999年）等等。

尽管大江健三郎主要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但1964年的散文集《广岛笔记》却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该书通过对幸存者和照顾他们的医生和护士的采访，展示了政治战争的残酷，反思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政治工具化问题，并强调需要尊重他们的沉默权。

他在这部长篇随笔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

“我是一个无聊的人。”大江先生曾在2007年《巴黎评论》对其的采访中坦承，“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我思考了很多事情，但在这一切的基础上是光和广岛。”大江健三郎从不吝于把自己完全剖开在读者面前，哪怕最后找不到出路，亦对自己足够诚实，而其在早期作品中明显的抒情性，在这一时期基本被完全摒除了。

在获得诺奖后，大江直言过“对自己的文学前途、新形式、新类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希望能为儿童和绝望的老人——像我这样的人写作”。

大江后期的创作速度明显放慢，其中最能代表其变化的是2009年发表的《水死》。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而“我”是以大江故去的父亲为原型，展现出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负面情绪：绝对天皇制的社会伦理。而故事也围绕着“我”为挽救日本战败的残局，密谋“杀王”的历程，借此隐喻抵抗“天皇陛下万岁”才是日本人应该有的“时代精神”。

作家止庵曾评论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与日本其他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截然不同，他所写的不是“日本的世界”，而是“世界的日本”。

对照日本另一名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这种差异更明显。在获得诺奖的演讲中，大江健三郎谈到日本的“模糊性”是一种“在整个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慢性疾病”，他的这篇演讲题目是《日本、暧昧和我自己》，而川端康成的诺奖演讲，题目则是《日本、美丽和我自己》。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恰恰相反，“暧昧”正是为了回应“美丽”。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置于全球日本文学的历史中，将自己的作品与海外文化形象中的日本美学拉开距离。日本的另一面——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自我、承认其战争罪行和正确考量其在亚洲的地位，才是真正驱使大江写作的原动力。

大江健三郎的中国行

“1960年，大江先生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首次访问中国，此后他与中国文学界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优秀作家，以及提高中国文学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去世是文学界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令人珍惜的朋友。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宝贵贡献将被我们永远珍视和铭记在心。”

3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向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发去唁电，对大江先生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而实际上，大江健三郎与中国的联系早在1960年之前就产生了，甚至在他还是小学生时，他从母亲那里拿到了一本鲁迅先生的日文短篇小说集——他的父母曾在年轻时在北京居住过很长时间——并深深地被它们吸引。在各个时期的采访中，大江健三郎都会强调“鲁迅的作品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人生”。

甚至在他获得诺奖后，同样作为鲁迅粉丝的母亲戏谑地说：如果鲁迅还活着，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如果了解了这层渊源，再回头看他作品中通过神话故事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在一起的写作风格，的确和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有异曲同工之妙。

或许是将鲁迅先生视为精神导师的原因，在大江健三郎的一生中，曾六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结交了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著名作家；2000年，他在中国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对中国和日本人民的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注；2002年，他来到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两人相谈甚欢，他们都是出生在闭塞的小山村，通过文学走向了世界；2006年，他在北京的另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了在“绝望中的希望”；2009年，他出现在北京的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泪眼婆娑地虔诚念叨：“鲁迅先生，请救救我！”回到日本后，他好像真的汲取到力量，重新开始创作《水死》；……直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仍在公开反对战争、核电和日本民粹主义的复兴，敦促官方对战时被称为“慰安妇”的中韩女性进行赔偿，“我希望能活着看到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最终和解。”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常为人津津乐道。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奖时谈到了莫言，称莫言是当之无愧的获奖者。而当时，他们还未正式见过面。18年后，莫言终于获得诺奖。

莫言2009年出版的小说《蛙》分为五个部分，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而“杉谷义人”隐喻的便是大江健三郎。他曾评价大江是“一个坦率的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的人”，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

如今，这个和鲁迅先生一样拥有嫉恶如仇灵魂的作家，可能已经去了他心爱的故乡“森林的树”。对于喜欢大江健三郎的读者来说，我们仍可以从这些文字中重新发现他对日本和生活充满想象力又不失真实的描写，这些描写如此有力，因为它们是如此毫不掩饰地体现了人性。

“我一生都在家里，吃着我妻子做的食物，听着音乐，和光在一起，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好的职业。每天早上我醒来时都知道我永远不会没有书可读。这就是我的生活”。或许在“森林的树”上，这样的生活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