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日本文豪、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于2023年3月3日去世。作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毕生关注废核议题。在其受奖演说中，他宣布自己的文学使命：“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

时间回到1963年，在广岛——人类史上仅有的两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即将召开。当时正在《世界》杂志任编辑一职的安江良介，拜访了刚刚发表小说《性的人》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请求为杂志撰写关于这次大会的报告文学。

他们多少预料到这次大会将要面对的困难，尤其是大江对所谓的政治参与几乎毫无经验。在冷战背景下，在作为美苏对抗前线之一的日本，谈论核问题这一极敏感话题，无比艰难。何况与会各国、各政党之间关系又错综复杂。所以，怎样才能公正、客观地记录？

如今我们知道，1963年是大江文学使命的原点。这一年，他在广岛的见闻被写进《广岛札记》，于次年10月开始在《世界》连载。这部作品标志着，大江作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真正成型。但身处人生变局之中，被刚出生的先天残疾长子困扰的那个父亲，要靠书写广岛来纾解内心苦闷，用更广阔的问题盖过个人际遇。

不过，大江最后去广岛，还有一个很感性的原因，颇类似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决定性的瞬间”。送安江离开自己租住的寓所后，他从二楼看着那位年轻的编辑走出。大门轻响，黄昏倾泻而下，路灯一盏盏亮起，安江的背影在灯光下不断拉长。一瞬间，他仿佛窥见了自己。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安江也刚刚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在核爆受难者的河灯上

在鸟27岁时的某日，他的长子降生了。医院院长怀着对这罕见病例的专业兴趣而生的冷淡、戏谑，告诉鸟，他的孩子患有脑疝：“因为头盖骨缺损，脑里的东西就溢出来了。即使切开头骨，把溢出部分推回去，能变成植物人就已经算最幸运的了。”

对于一个正要从迷惘期走出、踏上人生轨道的普通人，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鸟因此一度再次沉沦，在酒精与欲望中逃避这副重担。幸运的是，鸟只是小说《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他最终也幡然悔悟，承担起为人父的责任。不幸的是，诚如书名，这部小说是作者大江健三郎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写作的。

1960年，大江与东京大学同学、著名导演伊丹十三的妹妹伊丹由佳里结婚。3年后，他们的长子出生。一如《个人的体验》中所写，这个新生儿先天残疾，后脑长出一块硕大的肉瘤，形同另一个脑袋。经历数次手术后，他只是没有沦为植物人，必定终身受困于他残损的容貌与有限的智力。

主刀手术，并在此后一直担任大江长子主治医生的森安信雄博士，在日记中写道：“这位年轻的作家经过一番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为儿子做手术。”

森安去世后，其遗孀将包括这页在内的三张日记复印件寄给大江，以作纪念。面对博士工整、严谨、不露情感的字迹，面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份犹豫与纠缠，大江说：“我常想，超越人类的东西如果存在的话，仅仅这一事实，就使我在它面前抬不起头来，好在犹豫不决之后的抉择使我感觉自己得到了重生。”

当位于东京的新潮出版社推出《个人的体验》单行本时，正是1964年的8月。大江健三郎29岁，刚刚告别青年期，已成为日本文学界小有名气的作家。他在东京大学法文系求学时就创作了颇多小说、评论。1957年临近毕业时，他又凭短篇小说《饲养》，获“芥川文学奖”。

这部小说以他的故乡四国的山村为背景，讲述二战时期，一位山村少年与被俘至此的美国黑人士兵的际遇。其崭新的文体与感受力被广泛关注，当年大江身着学生服接受采访的青涩照片，至今仍广为流传。

他小说中的政治取向，常遭右翼团体攻击。1961年，大江以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一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十七岁》与《政治少年之死》，被认为“对天皇不敬”。刊登这两篇小说的《文学界》，顶不住右翼的压力，未经大江同意，在3月号上刊登了谢罪声明。

他以右翼少年的视角写《十七岁》，却也入木三分。据说，三岛由纪夫私下曾与友人评价：“那个叫大江的小说家，该不是情感上受了国家主义诱惑的人吧。”

而《个人的体验》较少关注政治，它直接取材自长子出生后，大江的那份苦闷、延宕，并将之极端化。主人公鸟一度想要遗弃这个婴儿，包括用糖水代替奶水，让他缓慢衰竭而死。现实中的大江自然不会如此，他最终选择尽全力抚养他的孩子。

如果要让这残废的孩子能够作为人生存下去，他必须有一个名字、一个户籍、一个身份。对小说家而言，取名是至关重要的事。传说巴尔扎克曾长期在巴黎街头漫步，只是为了给小说主人公寻找一个合适的名字。

围绕大江长子的取名，有这样一段轶事，从中颇能见得他当时的心态。

因为是第一次做父亲，大江并不清楚户籍登记的流程，不知尚未出院的孩子也需登记。直到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上门通知他，登记还有三天时间截止，他才开始准备。当时，大江的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顾料大江的日常生活。大江每日奔波在妻子与儿子的两个医院之间，回家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西蒙娜·薇依，很少和母亲说话。

“那（薇依的）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纽特人的寓言。”大江在接受读卖新闻社文化记者尾崎真理子采访时说道，“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

因此，当母亲让他给他长子取名时，他说他预备从西蒙娜·薇依的著作中挑选一个名字。母亲同意了，他却半开玩笑地说：“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母亲听他这么说，立即生气地跑回房间，她不喜欢个中意味。

可人们又该怎样给一个将死之人取名？如果这名字只是他墓碑上的名字，这名字难道不会因此成为一个诅咒，让那不幸的父母在余生中，只要一触到这个字眼，就膝跳反应般退缩，知道这是他们残废儿子的名字。如同瘀血一般，这个词将成为他们心里不断变幻颜色，却拒绝愈合的旧伤。给死者的命名，难道不应该是无名？

第二天清晨，大江去办户籍登记时，母亲告诉他，“乌鸦”这个名字，也未必不可接受。大江便向母亲道歉说：“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同样取自薇依的那个寓言，“光”（ひかり）在日语里，却是与大江妻子的名字“由佳里”押韵，不单是一份生命的传承，也象征着一种创世的希望。

这个孩子有了正式的名字：大江光。可仅仅拥有希望，绝无法支撑一家人克服孩子残疾带来的诸多困难。光仍然被困在他的玻璃笼子里，生死未卜。

半是祈祷，在广岛时，大江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死去之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他便写下光的名字，让它在水中越漂越远，似乎因此而生的苦恼也能漂远一样。灯笼在远处逐渐变成一个点，灯笼上的名字却愈发清晰。如今，他是要为那些无名者而写作的。

那些在原子弹落下之时仍在子宫内的孩子，很多人都会和光一样，被先天的残疾困扰。直到1967年，日本政府才承认“原爆小头症”这一病症存在。虽然他们在母亲温柔的黑暗中不曾目击毁灭的降临，不曾有关于那个旧日本的记忆，也不曾有它的罪，但那个国家却让他们的身体成为了废墟，当然也成为证据。

《广岛札记》讲述的，就是被称为“广岛人”的见证者们的故事。

直面灾难，寻找生的希望

废除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进行得并不顺利。关于苏联发展核武器是否有利于“和平”与“正义”的问题，与会各国展开了激烈交锋。

为大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暂歇时，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常务理事们走出紧闭的大门，颓然坐到会议室外的长椅上叹气。大家都在咕哝着一个极为关键的议题，也在反刍这让人疲倦的句子：“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实验。”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任何国家”？“所有的国家？死难者的国家？他人的国家？”大江不禁反问。

他是在1963年的一个夏日清晨抵达广岛的。有一瞬间，他仿佛看到核爆后的鬼城在机翼下隐现。城市蒙在浅淡的夜色之中，仿佛一层黏稠的蛋清包裹住人们，让他们无法行动。一小时后，它又将复原，变成那个以小酒馆闻名日本的地方都会。1589年时，它曾是西国枭雄毛利辉元的居城。

在广岛，每一天似乎都是历史的循环。夜晚的肃杀，遍布全市的慰灵塔，将你拉回1945年的那一天，而白昼又显示着世俗生活的力量。年迈的广岛人，于夜间结成小组，提灯笼、持花束与焚香，走遍市内大大小小的纪念塔。即使那些低矮如石块的不起眼的塔，他们也会一一拜会。

“白人、黑人，大批外地游客拥挤在熙熙攘攘的市民当中，许多日本游客是年轻人。”大江健三郎在札记中写道，“他们一边高唱歌曲，一边扛着旗子向和平公园进发。到后天为止，游人将超过两万。”

大会会场，就设在和平公园一隅的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但从去年夏天开始，大会就陷入瘫痪，起因仍是“反对任何国家”这一议题。

那是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一颗当时威力最大的氢弹。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携带大量放射性物质，沉降在方圆200平方公里的海面，恰好笼罩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全部国土。

正在试验场以东110公里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福龙丸五号”，亦遭受大剂量辐射，一名船员死亡。因此，3月1日被协议会定为比基尼日。

但在静冈举行的比基尼日理事会上，协议会理事长安井因为没有处理好如何界定“任何国家”议题引发的争议，引咎辞职。现在，他却再次担任大会理事长，直面那些因为不知闭门工作会议详情的与会代表的怒火。关于大会的组织，关于如何处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党派，及其动员的反核游行与大会间的关系，他们有太多问题想问。

讨论很快变成了争吵，大家都焦头烂额，最后只得沉默。望着即将迎来两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的和平公园，大江不禁感到茫然。穿过空荡荡的公园，经过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供奉塔，一个老妇人在塔前伫立。倏忽间，他听到那些死者与生者的声音在回响。

不远处，可以看到原爆圆顶馆，那是8月6日广岛唯一没有倒塌的建筑。它的顶架赤裸着，仿佛骨骸，如今已成为乌鸦们的栖息地。

他来到广岛原子病医院，预备做一次采访。在那里，他遇到了重藤文夫院长。大江在《击中中心》一文中，如此回忆他与重藤院长的相遇：“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他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后，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真正的鼓舞，我的心病从根本上得到了医治。从那时起，在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图景。”

重藤文夫早年专攻X光，1945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重藤被派到广岛工作。那天，居住在广岛周边的人们，都在谈论一颗巨大的、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的炸弹。还有人看到那些皮肤被灼伤成深红色，指甲脱落，衣服碎成零乱的布条，像僵尸一样逃离城市的队列。

整整一夜，重藤夫人都没有收到重藤的消息。广岛已是焦土，重藤几乎不可能生还。尽管如此，她还是花大力气抢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不曾想，她在坐汽车去镇上取票时，迎面遇到了正推着自行车回家的重藤。他躲在一个酿酒商朋友家里，避开了致命的冲击波，为庆祝绝处逢生，还和朋友小酌了一杯。

当天，重藤就乘救援卡车来到广岛市郊的一个练兵场，参与医疗工作。其间，他注意到一个军人正在不远处的草地上向他敬礼。当重藤问及他为何如此，军人告诉他：“这场惨祸是军人造成的，而您作为一介平民，却在为这些战争的牺牲者忘我地工作。”

从这一天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重藤都在救治原子病患者。救治患者间隙，他会骑着自行车到原爆中心，寻找被灼烧的石块与瓦片。也正是他，第一个依据自身关于X光的专业知识，判断出落在广岛的炸弹是一枚原子弹，并且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了癌症与原子弹的关系。

正值盛夏，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里尸积成山，腐臭的味道充斥庭院，院中焚烧尸体的烈火终日不停。尽管重藤和同事没日没夜工作，病人仍一个接一个，悽惨地，哀嚎着死去。

最严重的辐射病，由于DNA序列被射线打散，患者身体失去再造细胞功能，几乎等于在心脏未停跳的情况下变成一具尸体。1999年东海村事件的受害者大内久，即使动用现代日本最顶尖的医疗手段，最后也只得放弃治疗，何况是1940年代一片瓦砾的旧日本。因此，很多医生陷入极度绝望之中，甚至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在接受大江采访时，重藤指着那从墙壁上冒出的碎玻璃，说起他一位同事的故事。那人是一名眼科医生，和重藤一起参与救治工作时还很年轻。1945年夏天，他不堪医院中地狱般的场景，在这面墙之前上吊自杀了。

也许是为铭记这名医生及无数未被救回的死难者，这面墙至今仍保持遭遇核爆时的原样。冲击波让震碎的玻璃如子弹般深深嵌入墙体，20多年过去，现在它们就好像从墙里长出来的一样，成为一层变钝的刺。

“现在虽然整个广岛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然而，你只要翻过一座山，就能看到一片绿色的田野和树林。”重藤曾如此安慰他。他死后，重藤时时提起这段话。终于，经由重藤夫人的转述，这苦涩的句子抵达了大江的笔尖。

多年以后，大江在随笔中写道：“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勇敢地面对广岛这场巨大灾难，从而超越了中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机，进入了人生的崭新阶段吗？原子弹轰炸后的历练不也可以说是击中中心吗？它使重藤博士浴火重生的同时，也给无数的原子弹受害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当然，重藤的精神，同样也给当时的大江带来了“生的希望”。

2023年3月14日，广岛那霸的一家书店内，店员在整理大江健三郎作品专区。

倾听那见证者的声音

原子弹伤亡委员会（ABCC）的大楼，位于广岛比治山。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10点，大江前去参观。他在札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如身在镜中般明亮、清洁，又有着高效率的场所”，“但广岛人绝不会主动到这里来”。

广岛核爆翌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下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ABCC。该委员会由美国原子能协会、日本厚生省日本国立卫生研究所（1948年正式参与）等组织提供资金，负责调查辐射对人体的长期影响。1975年4月，ABCC改组为辐射效应基金会。而在1963年，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研究相关问题的机构之一。

当参加完表决的代表们在广岛黏湿的夜色中，焦躁地走上和平大桥的阳台，这座城市里，有人正彻夜未眠。原子病医院中，一个女孩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医生彻夜不息的抢救后，宣告不治。

大江听说到她，是在ABCC整洁而现代化的实验室里。一些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枚玻片，玻片中是用染色剂处理过的血液。她们边看，边记下计算器上的白血球读数。

他看到一枚有9万个白血球的玻片。主管告诉大江，她曾遇到过一位老人，白血球指标达到83万，而正常人指数只有6000。这些冰冷的数字让他恐惧，仿佛身处“死者的国度”。隔壁是解剖室，昨天病逝的女孩正在被解剖。她的生命终结在一张张病历卡与玻片之间，受困于白血球指标，不断癌化的脏器。

“从ABCC出来，返回广岛市区的一路上，我浑身不由得不住发抖。”大江写道，“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

那一刻，大江明白，和平运动不是闭门会议里的争吵，不是抽象的概念与口号。和平运动关乎人本身，关乎像重藤一样坚毅的广岛人民。他们都是那场灾难的见证者，却没有被它摧毁。借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深刻体会到“和平”与“爱”这些词，比“战争”和“恨”更重。

原子弹爆炸时，桥本国惠君离爆心1.7公里。他在地上躺了三天，有一个说话有朝鲜口音的孩子主动将他背去救护所，然后便消失在人群中。族群间的偏见，在灾难面前变得庸俗、琐屑。

第二年夏天，大江又来到了广岛，心情已不似初来时沉重。《个人的体验》正要出版，他借这部小说告别了自己颓唐、孤独的青春，也终于有信心和光一起生活下去。

这一年的会议出奇顺利，或许是意识到闭门政治的虚妄，在学者、文化界人士的分会场上，《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应运而生。

再访广岛，大江注意到，人们总在谈论过去一年死去的人。一些老人因原子弹失去全部亲人，一些人不堪后遗症而自杀。有时，谈话中止，大家都只是眺望远处的比治山。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那里堆积如山的病历卡才能为广岛作证。

不过，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对白皮书反应冷淡。对此，《中国新闻》的评论委员金井利博质问道：“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有极强的破坏力，可是又有谁清楚地知道它给人类带来多大的悲剧？”

而在原爆之后的10年，广岛沉默着。1946年秋天，美军原子弹灾难调查团甚至声称：“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放射能影响导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认残余的放射能产生的生理影响。”

所以，大江认为：“（白皮书）这个提案是针对1965年原子弹爆炸20周年纪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质的最先驱的意见”。白皮书是用公文形式固定下来的历史经验，大江在往后的文学生涯中，将以艺术与行为两种方式回应。而透过这两种方式，他也提醒我们，去听广岛人自己的声音。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10年沉默后，在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人们第一次听到原子弹受害者的声音。那位来自广岛的受害者代表，缓缓站上讲台，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世界：“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