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浸润在市场中，就像鱼儿水中游。不去思考它的时候，市场仿佛天经地义，但稍微一思考，便会千头万绪，无从下手。于是，从市场的对立面开始观察，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lbroner），在《经济社会的形成》中提出了市场以外的两种经济模式：传统与命令。以行会为典型例子的传统致力于维系静态的社会；命令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只能依赖于顶层的低效率指挥。

传统与命令源远流长，也相对简单。通过与两者的对比，市场本身的特性也得以凸显。

国家越富裕，人越难独立

2018年的互动电影《底特律：变人》，将背景设置在近未来的美国。2035年，大规模应用的仿生人已经取代了人类的许多岗位，甚至包括警察和军队这样的暴力机关。但与此同时，一些仿生人变得“异常”，或者说觉醒，渴望获得与人类同样的权利。在一个结局中，美国总统慑于仿生人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全面作用，决定赋予仿生人“人权”，也就是标题中所说的“变人”。

或许是为了制造戏剧性冲突吧，类似的科幻设定倾向于将机器人设定得过强，好像人类社会崩溃的必要前提是机器人全面接管人类生活一样。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低估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只有在众多小团体密切配合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享受到富足的生活。反过来看，如果有任何一个经济部门不配合，社会就会陷入慌乱。我们已经将社会分工视为理所当然的信仰了，但这并非理所当然。

在某些紧急状态的刺激下，我们会产生噩梦般的顿悟。当超市关门的时候，不会种粮种菜，也没有种植条件的人，就只能依赖外来的赠予。当酒吧、地下健身房、剧本杀工作室关门的时候，这些平常懒得去的地方一下子仿佛成了人生乐趣的源泉。正如海尔布隆纳的那句佯谬所说：“国家越富裕，普通居民独立生存的能力就越差。”

之所以说是佯谬，是因为这种现象不难解释。劳动分工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是欲壑难填。更具体地说，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欲望的膨胀速度。换句话说，“生存”的标准是在不断提高的。

经典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在家人讨论要不要买空调的时候，退休局长老傅同志嫌贵，结果遭到了儿子的讥讽：“要都是您这种思想，凑合活着，猴子到现在也变不成人。”这就是消费降级和花园种菜为什么并不会显著提高人的独立生存能力：必需品的种类、数量和生产步骤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么杂，那么多，那么难造。这种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老傅同志说得好：“我活了六十多年都没有吹空调，也没有活活热死嘛。”这种现象虽然复杂，但并不神秘。

《经济社会的形成》是一本指向当下与未来的经济史读本，自1962年初版以来多次再版，最新版是2011年的第13版，主要是增加了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讨论与思考。海尔布隆纳之所以从历史切入，一个重要用意就是凸显现代经济体的独特性与继承性。

他曾写道：“在传统经济言论的面纱背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传统行为的底层结构——信任、信仰、诚实等——是市场运行的必要的道德基础，以及权力的隐形上层结构。”尽管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与其将“理性人”当作不言自明的公理，用这个单薄而神秘的概念来设想经济活动乃至一切行动，倒不如大方地承认市场并非从天而降的自足体系。

不能涨价的面包师

海尔布隆纳提出了经济问题的三种解决方案：传统、命令、市场。通过与另外两种解决方案的对照，市场方案的特性才会真正显现。

传统经济遵循的，是来自遥远过去的规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包师行会。在食物匮乏了几百年的欧洲中世纪，面包师享有很高的地位。德国人的前身日耳曼人，有一种名为“赔命价”的制度，指的是杀人犯需要向死者家属支付的罚金，目的是避免冤冤相报无时了的困境。死者的身份不同，赔命价也不同。在13世纪编纂的《萨克森明镜》中，平民的赔命价是240枚金币，贵族是1440枚，出身平民的面包师则是720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面包师顶半个贵族、三个平民。

面包师重要地位的反面，就是要接受细密的规范。要想成为面包师，一个人必须先做两三年学徒，成为熟练工，接着要外出游历三到五年。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段富有浪漫色彩的精进之旅。年轻的面包师第一次离开出生的城市，向未知远方的大师学习烤制新的面包的技艺，在模仿中为烘焙大厦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让自己的结业面包不那么平凡。就好比一名哈尔滨的鲁菜厨师到扬州学习淮扬菜，到成都学习川菜。这幅画面泛着自我实现的金光，是将现代人对创新的无节制颂扬代入了过去。

我国改革开放后，率先兴起面包热的厦门有一条行规，学徒出师后不能在福建省开店。这一条更直接地体现了学徒游历的动机，那就是尽可能避免或推迟竞争。

此外，行会对面包的配方有严格的规定，甚至会规定一名面包师只能烤一种面包，这几乎从根本上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在德国汉堡市，违规面包师会被迫当众跳进泥水里，然后在众人的怒斥和谩骂中灰溜溜地回家。除了生产工艺以外，面包师也不能自主决定价格和产量。126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规定面包师的利润为13%，而且这条法律执行了500多年。

传统不一定总会通过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更多是通过习惯和仪式流传。美国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记录了布须曼人分配猎物的规则。这是一个生活在非洲西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民族。一家人中的壮年男子负责打猎，打到一只羚羊后，猎人分到的最多，然后把不同的部位分给家人，妻子拿到的是羊蹄子和羊肚子，孩子得到的是羊肠，岳母只分到羊的乳房。在这个相当不平均的初次分配基础上，猎人还会进行再分配，给岳母匀了一块肉。用托马斯的话说，“最终没有人比其他人吃得更多。……没有人会怀疑猎人会不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大份儿食物，他们猜得没错，猎人确实这样做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一定是公平的。就在几十年前，做饭的女人不能上桌，只能在伙房吃剩菜还是我国一些省份的“传统”。

在基于传统的经济体中，“经济”其实并没有真正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动态单元，而是由静态的社会规范所支配。正如海尔布隆纳所说：“一个在经济管理事务中遵循传统道路的社会缺乏大规模而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

1980年的电影《上帝也疯狂》，彰显了传统的脆弱与韧性。故事同样发生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名飞行员随意抛下了一个玻璃可乐瓶，被一名布须曼人捡到，视为神赐之物。作为大家见过的最坚硬的东西，可乐瓶很快在部落中引发了一场分配危机，一家人甚至都为了它大打出手。这表现了新事物的潜在危险性，它在完整无缺的规则图谱中制造了一个大口子，如果不能填补的话，社会就有瓦解之虞。不过，维护和谐的传统毕竟还是占了上风。为了解决掉这个有用的麻烦，捡到可乐瓶的布须曼人决定将可乐瓶“还给”神，电影的主线由此展开。

金字塔是如何建成的

命令模式同样历史悠久，胡夫大金字塔便是宏伟的见证。这座137.5米高的金字塔修建于公元前2560年。金字塔由两种石料制成，一种是附近采石场开采的石灰石，构成了建筑的主体部分，总重约550万吨。今天的金字塔看起来和周围的黄沙是一个颜色，但我小时候玩历史模拟游戏《法老王》时亲自“修建”过这座金字塔，成品的外表明明是洁白的，这是因为一部分石灰石打磨光洁后包在了外侧。另一种用到的石材，是来自800多公里外的800吨黑色花岗岩，用于修建国王墓室。

一幅埃及壁画展现了古人搬运巨型石块的过程，地面上有轨道，轨道上放着木制拖车，石块放在拖车上，前面有172个人在拖曳，拖车上还有人往地面浇液体，大概是为了减少摩擦力。至于石块运到工地后要如何修建，传统观点认为是绕圈修建坡道，然后还是由劳工拖上去。但按照这种方案，需要的工程量实在太大。

于是，一名法国建筑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修建下层时还是用坡道，但其余部分是利用一种类似起重机的方式吊上去的。按照这种节约了大量劳动力的方式，4000人“只”需要耗费20年就可以建成金字塔。除此之外，金字塔修建方法还有多种假说，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大量劳工的常年轮换劳动。金字塔周围还发现了大量当年留下的工棚、仓库等配套设施。

就像传统模式与习俗密不可分一样，命令模式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的政治强制力。在今天，命令模式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税收、战时配给制、防疫措施、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工程。而与古代不同的是，经济命令不仅仅用于纯粹的消耗，比如修建纪念碑或进行战争，也被用于强制实施经济变革。这正是市场经济图景带来的一大变化。

在传统模式与命令模式占主导的社会中，大部分人是活在当下的，或者是遵循自古传下来的规则，或者是服从君主和官僚的专断命令。尽管世事难料，但现在归根结底是过去的重复。正因如此，“以史为鉴”的告诫才如此重要。但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正如海尔布隆纳所说：“未来被认为是具有无限可能性、增长、积累、扩张和变革的时代。”

《经济社会的形成》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有若干思考题。在铺设全书分析框架的第一章中，海尔布隆纳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认为传统和命令的哪些要素是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你认为现代社会可以完全不依靠传统和命令吗？”

前半句几乎可以认为是设问，只是在提醒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后半句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的来源是我们对现代生活的种种不满与担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尔布隆纳主张，传统与命令可以“矫正”或“医治”失灵的市场，但不时回望市场的母胎常常能引发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