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德裔学者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教授现代欧洲思想史，他以切身体会写下《世纪末的维也纳》。他感受到，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思想“进入一个无限创新的漩涡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把握万花筒般的知识界图景。19世纪末的维也纳新旧精英杂糅，知识界革新乃至革命层出不穷，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回溯与分析的理想样本。

他采用了“挖洞插杆”的方法，分别考察了文学、政治、精神分析、美术等领域的内部发展历程，让它们彼此照亮，共同搭建一个连贯的世界。而维也纳环城大道正是他插下的一根杆子。休斯克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理论反思切入，探讨了19世纪城市形态的变化与思想界的反应。

迟暮的要塞

1908年，一名来自奥地利西北边陲小镇的19岁青年，来到帝国首都维也纳，追求艺术事业。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多年后，他在监狱里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能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歌剧院前，一连几个小时盯着议会大厦看；对我而言，整个环城大道有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

这些恢宏大气的纪念碑式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主张恰恰与环城大道建设者的议会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30年后，他将以德国元首的身份重返环城大道，检阅即将荼毒欧洲的大军。那么，环城大道是什么呢？

简言之，环城大道是19世纪中叶维也纳城市大改造的核心成果。与大约同时期开展的巴黎改造项目一样，环城大道是现代城市规划早期的硕果，而且它们都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2月22日，巴黎民众在狭窄的街道上构筑工事，与政府军发生冲突，最终导致首相辞职，国王流亡海外。受此鼓舞，维也纳在不到一个月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奥军无力镇压，退出城外，执掌国政近30年的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下台。

但是，尽管有着相似的军事和政治背景，维也纳和巴黎在改造前的格局并不一致，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维也纳有一大片现成的“缓冲区”。从1844年的地图来看，维也纳城区分为三个圈层，中央是内城，然后是一圈空白，最外面是郊区。如果只从民用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最糟糕的规划：空地不仅浪费空间，而且隔绝了内外城的交通与互动。

不过，内城与外城边缘的犬牙状曲线揭示了这种格局的由来：维也纳原本是一座巨型要塞。敌人在攻破最外层的城墙之后，先要穿过居民区，来到一片最长可达1公里以上的开阔地。中央堡垒中的守军享有一览无余的视野与射界，对攻城敌军造成致命的杀伤。就算敌人要挖地道，缓冲区也能为守军争取到更多待援时间。连绵不断的犬牙，是一座座外凸的墙体，方便守军从两侧夹击来攻的敌军。自中世纪以来，类似格局的要塞城市在欧洲遍地开花，至今还遗留着不少，比如以同名桌游闻名的法国南部城市卡尔卡松（Carcassonne）。

维也纳在16和17世纪多次遭到土耳其军队围攻，小规模劫掠更是家常便饭。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维护军事功能无疑是必要的。但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即将或已经沦为“西亚病夫”，古老的先军格局就显得很过时了。正如休斯克所说：“维也纳能在其中心位置有一大片用于现代开发的空地，是它在历史上的落后使然。在其他欧洲都城将自己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多年之后，维也纳却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它。”这就决定了维也纳城市改造的基本方针：军事缓冲区民用化。

为了镇压暴动方便，军方抵制多年，最后也保留了一些要地，尤其是火车站旁的巨大军营。然而，时代的潮流终究不可阻挡。1857年，皇帝颁布法令，宣布成立城市扩建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一座座象征着新时代的纪念碑式建筑，在缓冲区上拔地而起，为新的掌权者加冕。

装着新酒的仿古瓶

环城大道上有一连串宏大的公共建筑，均匀分布。正西侧的大广场周围，有市政厅、维也纳大学、城堡剧院和国会大厦。沿着逆时针的方向走，我们会接连遇到一连串文艺场所：特蕾莎广场两侧的自然史博物馆和艺术史博物馆，《唐璜》首演场地维也纳国立歌剧院，还有紧贴环城大道外侧的金色大厅。国会大厦的设计者是丹麦建筑师特奥费尔·汉森（Theophil Hansen），位于内城一侧的证券交易所也是他的手笔。

从游客的视角来看，这些建筑无疑古色古香。维也纳市政厅有一排哥特式建筑的标志性高塔，看上去和建于15世纪的布鲁塞尔市政厅差不多，甚至和始建于13世纪的科隆大教堂也区别不大。外立面宽阔且中央突出，内有大幅天顶画和大量雕塑装饰的城堡剧院，则神似法国的卢浮宫。这种观感并非无知游客的错觉，环城大道也不是批量制造的当代商业化古城。

仿古一方面是为了唤起市民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尴尬地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浅薄根基。对奥地利来说，代议制是晚近的舶来品。这就意味着，奥地利议员们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在国会广场里摆放历任首相的雕像，更不可能用纪念碑来缅怀逼迫国王签订《大宪章》的男爵们，或者建立英吉利共和国的克伦威尔。于是，环城大道上出现了8位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雕像，议会大厦正前方有了一座巨型雅典娜雕像。

新建筑或许借用了教堂与王宫的外在形式，但从规整的格局与建筑的功用中，我们都能窥见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鼎盛时代的灵魂，尤其是市政广场周围的建筑群。正如休斯克所说：“它们……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议会大厦中的议会政府，市政厅中的市政自治，大学中的高等教育，以及城堡剧院中的戏剧艺术。”

与封闭的内城王宫相比，环城大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布满了任何人至少理论上都可以进入的艺术文化殿堂。而与污秽杂乱的平民区相比，这里又洋溢着典雅文化氛围。因此，环城大道不仅是空间上的中间地带，沟通了内城与外城，同时也代表着普罗大众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社会群体，也就是以精神贵族自诩的新兴资产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环城大道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开辟的空间领域。他们在议会大厦中参与国政，在大学中培养下一代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剧院和博物馆中接受历史与审美的熏陶。当然，这是奋力抗争的结果。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大学原本位于内城，但由于大学师生在革命中奋力抗争，政府将校址迁出到了多座分散的外城楼宇中。之后，筹建集中新校区的运动，持续了整整15年。直到1870年，在自由派掌控的市议会支持下，皇帝才同意建立新校区。令人惊讶的是，新校址不仅就在国会大厦对面，而且原本是军方的阅兵场。维也纳大学新校区是环城大道最晚一批落成的建筑，是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胜利。

反思城市病的先驱

宏伟的公共建筑需要海量的经费，这笔钱从何而来呢？简而言之：卖地。城市扩建委员会将环城大道划分成一个个地块，拍卖给开发商，所得收入用于修建公园、博物馆和剧院。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模式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而且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于是，一批批适应资产阶级生活的新式住宅楼涌现了出来。

最先出现的，是面向中产阶级的小户型公寓楼。从街道一侧看，这种楼就像一个个方盒子挤在一起。老港片中不乏类似格局的街道，只是香港的同类建筑楼层更多，街道更窄，而环城大道没有花花绿绿的招牌，以维护帝都的威严市容。接着出现了贫富混居的公寓楼。奢华不亚于王宫的大楼梯，只通到下面两三层，再往上就只有简易楼梯间了。

除此之外，针对拿下了一整个地块的大开发商，前面提到的议会大厦设计者汉森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团体公寓楼。顾名思义，一座团体公寓楼可以看作众多单体公寓楼的组团，但有统一设计的外立面和共享的内部庭院。从鸟瞰视角看的话，团体公寓楼有点像放大拔高版的四合院；而从功能角度看，又像是多户混居的大杂院，只是风格上往往要恢宏得多。

尽管这些新式住宅楼的格局、风格、价位、地段、目标人群都有显著差异，但它们也有着突出的共同点，那就是整齐划一的高密度网格模式。于是，建筑师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对“我们这个数学世纪（即指19世纪）”发起了挑战。

他说：“一座城市的建造必须让其公民同时感到安全和幸福。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城市建设就绝不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美学问题。”放到现在，这句话也许听上去是一句俗气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开发商自抬身价的虚伪标榜。但回到“现代大都市”还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的19世纪，西特的思想无疑是有些超前了。事实上，西特的实际作品并不多，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传播人文城市的思想。

西特的核心现实主张是广场，但不是4万平方米的维也纳市政厅广场，更不是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而是从街道自然围合与延伸形成的小空间。用现在的话说，西特应该会主张布置大量贴近居民的街心花园。他的眼光是向历史回溯的。

他心目中的模板，是古希腊的集市（agora）、古罗马的论坛（forum）和欧洲中世纪城镇的广场（town square）。它们虽然有不同的叫法，虽然从汉语通用译名来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其实都是同一类空间：市民交流、活动与会面的场所。货品买卖、聆听发言、哲学讨论、集结出城只是它们众多功能中的一小部分。

但正如休斯克所说，西特的执着“并非仅仅出于一种学究气的浪漫怀旧”。他出身工匠，致力于保全在奥地利尚未彻底死去的手工业。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西特出任国立职业学校的校长，开设了从陶艺到木雕的大量工艺课程，以期在工厂世界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出一块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