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伴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各国领导人纷纷选择乘坐飞机出行。1943年1月1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搭乘一架隶属美国海军的波音314“迪克西飞剪”水上飞机，前往北非摩洛哥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他成为第一位在职时期搭乘专机出行的美国总统。

希特勒在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后，也拥有了一架容克-52专机。因为觉得三台发动机的容克-52还不够安全，他又先后从汉莎航空弄来两架四发的FW200客机，供自己使用。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的专机，则是一架萨沃亚S.M.81“蝙蝠”运输机。一向不喜欢空中旅行的斯大林，则搭乘美制C-47运输机前往德黑兰会议。

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侍从室飞机管理组先后列装过S-38、S-43、DC-2、容克-52、C-47等各型水上与陆基飞机。其中最出名者，乃是编号219的C-47运输机“美龄号”。

二战时期领导英国的“铁血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生从未踏足中国。他的专机却阴差阳错飞到了中国大江南北，更因为一起离奇事故提前断送了风光无限的专机生涯。

事故调查不了了之

1946年10月13日，星期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还都”已近半载，街头随处可见兵燹遗迹。随着绵延的秋雨的结束，天空再次放晴。郊外的大校场军用机场，久违的发动机试车轰鸣声一早便此起彼伏。

忽然间，远处一辆美军威利吉普车穿过横跨秦淮河的中和桥，直奔机场而来。站在圆弧形大门下持枪执勤的宪兵甚至来不及截停，吉普车就已经冲进机场，径直停在了三层指挥塔台楼下。从副驾驶座位上跳下一位怒气冲冲的美军上校，眼前发生的一幕正令他目瞪口呆！美国总统特使乔治·马歇尔的专机撞毁了，它更早以前是丘吉尔的座机。

在没有天气、机械等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马歇尔的专机竟在号称“国门”的首都空军机场失事毁坏。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碍国际观瞻，令正鼓吹“胜利还都”的国民政府倍感尴尬的事。于是，中外双方立即开展调查。

马歇尔团队首先将矛头指向了机场塔台。大校场塔台拥有美军移交的全套空管设备，并有经美军训练的葡萄牙籍空管两员，负责指挥往来南京空域的外籍飞机；中国空军空管两员，指挥本国飞机。此外配有中方翻译一员负责沟通。当天事发时，恰逢葡萄牙空管外出早餐，翻译因故缺席，塔台仅有一名中方空管值守。因此面对飞临本场的专机，中方空管既不会外语又缺乏指挥外机能力。

此外，负责道面保养的机场养场中队，也没有在滑行道入口处设置醒目之标志。这导致专机驶入施工封闭的滑行道，造成事故。因此，责任全在中方。

面对美方指责，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随后亦上书蒋介石，称经过空军当局和美军顾问的联合调查，当天中方空管发现美机有驶入该封闭滑行道的企图后，当即发出“红灯警号”，是美方驾驶疏于观察，对中方示警灯号视而不见，一意孤行才酿成事故。并且美方机组发现“此路不通”，实施掉头时，又缺乏观察与判断力，导致机轮转弯半径明显超过道面宽度，从而掉下道面。中方唯一的失误，则是养场中队没有及时派出拖车将专机拖离滑行道。

双方你来我往，舌战数番。最终因为马歇尔面临回国而将事故原因归结于机场“地基低湿、土地松弛”，纯属意外，草草结案。事后出于安慰，蒋介石指示在美改装训练的同机型“中美”号专机，将马歇尔之女莫莉接到上海与父母团聚，并由中航公司协调民航机将莫莉女士送到孟买，探望在当地服役的丈夫。

大校场机场，也开始了自1934年通航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投资840亿元（法币），按国际民航组织B级标准铺设钢筋混凝土主跑道。机场所有辅助道路、机坪也一并拓宽、加固、亮化。1948年5月25日，工程完工。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驾驶“中美”号专机，当着周至柔和一众中外记者、观礼嘉宾的面表演短场起飞，以证明新跑道“安全无虞”。

可是马歇尔未能目睹这一切。早在一年之前的1月7日，婉拒了蒋介石希望他留下出任“特别顾问”的意愿，马歇尔和他的团队在大校场机场匆匆登上专机，黯然回国。

当初来华时的众望所归，宛如过眼云烟。而那架服务过两位英国首相、一位美军五星将军的“空中霸王”专机，在拆除了发动机、重要零部件后，被扔在了异国他乡的拆件厂。

意外折翅南京机场

由于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辞职，正在弗吉尼亚里斯堡农庄享受退休生活的美军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奉命再度出山，以总统特使身份前往中国。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夫人凯瑟琳亲自驾车送马歇尔前去华盛顿特区博林机场。她默默目送丈夫登上飞机，舱门随即关闭。这架即将飞向大洋彼岸的C-54，已经恢复了美军陆航空运司令部的标准涂装，并在机尾喷上了马歇尔的五星将军标识。如果前主人丘吉尔知道，昔日并肩作战、并被他称为“最高贵的罗马人”的人成为他专机的新主人，一定会倍感荣幸。

此时在驾驶舱左席任机长的，是46岁的荷马·C·芒森上校。芒森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读书期间加入陆军航空队，并在凯利机场完成飞行训练，成为一名B-25轰炸机飞行员。他1942年加入空运司令部，先后为罗斯福总统夫人、马歇尔将军等驾驶座机。与他搭档的，是副驾驶肖利夫中尉和领航员阿贝尔上尉。

次日，专机飞抵上海江湾美军基地，在接受何应钦等国府高层欢迎后，马歇尔下榻和平饭店并立刻召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于“调停”使命，魏德迈直言，马歇尔“不可能在国共之间作出一项可行的安排”。

听闻此话，踌躇满志的马歇尔立刻面露愠色，摆出“陆军总长”的派头说：“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要帮助我！”不过，魏德迈还是推荐了手下的一员干才——柯意（约翰·哈特·考伊）给马歇尔。身为马歇尔同乡和西点军校高材生的柯意上校，很快得到“马帅”的青睐，出任调停团队执行官一职。

第二天，当心绪不佳的马歇尔搭机前往南京时，视察还都筹备工作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却在机场大发脾气。“下午到机场迎接马歇尔，机场之杂乱污秽之甚，不禁兴起亡国之惧。”悲愤之余的蒋介石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机场站长一记耳光。下午三时半，马歇尔专机落地大校场机场。宾主握手寒暄，行礼如仪后回中央军校茶叙。

有意思的是，根据柯意留下的日记和信件可知，马歇尔团队在华期间的空中旅行大多使用一架机尾号为49149的VC-54E，即C-54的“要员运输”型飞机，包括1946年3月著名的马歇尔访问延安之旅。甚至柯意从重庆去上海公差时，只能“加座”于美军前往江湾待修的B-25轰炸机。当年4月，马歇尔夫人来华探亲，搭专机由北平飞往重庆、南京，陪同的柯意一行才得以享受一回“丘吉尔式”的舒适奢华。

10月13日这天，柯意本打算去南京东郊的紫金山，好好享受一个不被文山会海宴请打扰的休息日。而马歇尔专机正由江湾飞来，按计划，它将接上“军调部”美方代表沃尔特·罗伯逊一家前往东京。为感谢罗伯逊驻华期间的付出，马歇尔特意安排专机送行。

进入南京空域后专机向左转弯，对正大校场机场方位，下降高度。副驾驶也按流程开始呼叫塔台，可是耳机里一片寂静。专机飞至与跑道平行的三边时，芒森机长透过侧面风挡玻璃看到，国民党空军的P-51战斗机和双机身的RP-38侦察机如同参加检阅一般排列在露天机坪上，周围只有几名机械士在忙碌。

在确认空域没有其他飞机后，芒森再次左转，对准跑道，同时慢慢收回油门。几秒钟后，C-54的主机轮就擦上了碎石跑道，接着经滑行道行驶至塔台前方专用机位接上乘客。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机组几乎同时发现，滑行道尽头赫然摆着一排汽油桶。飞机必须在滑行道进行180度掉头，由另一道滑入机位。不过，这对于前三点式起落架的C-54并不算太难。芒森一边轻踩刹车，一边缓缓转动左手边的鼻轮转向盘。

忽然间，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巨大的C-54猛然向左歪倒，接着机头下沉，机翼触地，还在运转中的螺旋桨噌地瞬间就将道面上的砂石尘土高高扬起。

得到消息的柯意驱车赶往机场，他不敢相信将军无比珍爱的专机会遭遇这种意外。当他打电话向马歇尔报告时，为人严肃内敛的马歇尔只说了三个字：“是，是，是。”四天后，马歇尔写信给老朋友亨利·阿诺德，吐槽这个不幸事件：“我的飞机——丘吉尔的那一架，在机场掉头时撞上了一堆烂泥，左轮深陷其中，鼻轮和机头碰坏了……当你在山间钓鱼和狩猎的时候，我的麻烦却一个接一个！真该死！”

这段故事，成为了那个混乱年代一声无言的叹息。

参加波茨坦会议时期的丘吉尔，正步下EW999专机。

哈皮将军的礼物

时间回到两年前，1944年初夏时分。位于加州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一群女装配工正兴奋地围着一架银光闪闪的四发大型飞机合影，庆祝她们的第100架生产型C-54顺利下线。这架C-54B“空中霸王”运输机，被赋予美军序列号43-17126（机尾号317126）。机身上的三色同心圆机徽，表明它将通过《租借法案》交付英国皇家空军。这是皇家空军首架该型飞机。

彼时，相较正在欧洲战场和驼峰航线上浴血奋战的“同门师兄”C-47“空中列车”运输机，“空中霸王”显得有些落寞，距离它的高光时刻——“柏林大空运”还有四年时光。与脱胎于DC-3民航机的C-47类似，C-54最初也是一款商用客机。

1936年初，美国联合航空总裁威廉·A·帕特森焦灼不已。其主力10座的波音247型客机，正迅速被美国航空、跨大陆与西部航空（TWA前身）手中的DC-3超越。帕特森找上道格拉斯厂总裁唐纳德·道格拉斯，称急需一款“超级”客机，“可载40名乘客，横跨东西海岸只用经停一站”。

1938年6月7日，DC-4E首次公开亮相。这款搭载四台普·惠“双黄蜂”发动机、拥有罕见三个垂直尾翼、体形硕大、内饰奢华的全金属飞行巨人，立刻点燃了公众的航空热情。

可是，DC-4没能复制DC-3的成功。原型机被（旧）日本航空公司买下，回国后首飞便摔进东京湾，机毁人亡。接着波音也推出了类似的四发远程客机——波音307，并获泛美与TWA支持。

当人类历史走进1940年时，“航空旅行的黄金年代”并未降临，相反，天空遍布战火与杀戮。欧陆沦陷，纳粹空军无情地轰炸着英伦三岛。美国正式参战后，波音与道格拉斯等飞机制造厂商不得不中止大型客机研发项目，转而全力生产军用飞机。

因此，DC-3和DC-4也得披挂上阵，拆掉内饰客椅，更换货仓地板，成为C-47和C-54军用运输机。DC-4复杂的三垂尾，也简化为更方便维护的单垂尾。

随着战事推进到1944年，拥有四发、航程优势的C-54，逐渐成为承运政府要员、军队高级将领等VIP乘客的主力机型。不仅白宫选定了一架C-54（“圣牛”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专机，更“租借”给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架。不过，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里称，该机是时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皮”·阿诺德划拨给他的。

1944年6月，当317126飞抵英国时，它还是一架内部空空荡荡的货机。考文垂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获得了改造首相专机的合同。通用电气公司和L·A·隆博尔德公司，分别为机上电气与客舱装修分包商。丘吉尔本人对于客舱内饰风格，也只有一句含糊的指示：“看上去得是英国式的。”

没有前例可循，隆博尔德的设计师不得不重新规划机内布局。通风系统必须更改，增加机要无线电和特种设备……而最终呈现的是，从机头依次为驾驶舱、机组生活区、乘客区、厨卫系统、可兼做晚宴厅的大会议室、首相私人工作生活区域。

驾驶舱设机长、副驾驶席、飞航工程师、领航员和无线电员工作台。机组生活区，有两张铺位和机组专用小洗手间。沿着宝蓝色地毯一路踏入客舱，左舷可安放两至三组半包厢式的高级乘员座舱，内有两两相对的座椅与小桌，夜航时平放成卧铺。右舷是另一组乘客隔间、洗手间和机上厨房。

厨房由通用电气设计安装，设有冰箱、锅炉、电热灶和烤箱，一次可提供20人份的餐食和冰镇饮品。堪比今日“空军一号”等现代专机，丘吉尔的“空中霸王”也有一间几乎横跨机身的大会议室，内有一张胡桃木皮贴面长桌和八把覆盖蓝色皮革的旋转座椅。暗藏玄机的，是会议室壁板内的小型鸡尾酒柜。

机身后三分之一是首相的“私人套房”，为他提供了沙发软床（床下塞着专用降落伞）、转椅和带书架的写字台，以及长臂阅读灯。套房内小洗手间，配备冷热水、加温马桶和电动剃须刀，甚至可以淋浴。

为了给这位七旬老人提供更舒适的乘坐体验，机舱大量使用隔音材料。飞行时，机内噪音不超过60分贝，首相套房内仅为约50分贝。机上供氧系统，可保障在20000英尺高空巡航时四小时所需。此外还有冷暖空调和抽气管线，能够快速去除舱内的二氧化碳和雪茄烟雾。

空中飞行中的C-54运输机。

飞翔的“唐宁街十号”

当首相专机改造工程紧锣密鼓进行时，甄选机组人员的任务也在皇家空军专司VVIP人员运输的第24中队内部展开。

此前丘吉尔专机是一架特殊改造过的LB-30轰炸机，该机型为美国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的英国定制版，由美籍机长威廉·J·范德克鲁特上尉团队驾驶、维护。1942至1943年间，丘吉尔搭乘这架机号AL504、直属皇家空军空运司令部的LB-30，飞往开罗、莫斯科、卡萨布兰卡和地中海地区。

此后，首相专机换成了第24中队的LV633“阿斯卡隆”号，该机同样由重型轰炸机改装而成。阿弗罗·约克运输机，改自著名的“兰开斯特”轰炸机。

显然，首相并不喜欢身边出现新面孔，因此LV633机组将继续为他驾驭新一代的“空中首相府”。机长由中队长E·G·弗雷泽少校担任，副驾驶是斯蒂芬·克里夫上尉、领航员是刘易斯·米切尔上尉、飞航工程师是悉尼·佩恩上尉、无线电员是威廉·加拉格尔。

丘吉尔一直密切关注专机的改造、试飞进展，甚至在他前往契克斯庄园度假的路上，不时会绕道诺索尔特第24中队驻地视察。他渴望在1944年10月访问苏联的行程中向斯大林展示他的“新玩具”，可是惠特沃斯“交货”延误，最终他只得乘坐LV633前往莫斯科。

至11月，新专机终于完工交付，并拥有了皇家空军机号EW999。丘吉尔给该机命名为“帕拉罗斯”（Paralos），据说得名于一艘古希腊战舰，不过空军官方始终以机号或“空中霸王”称呼之。

由于希腊内战濒临爆发，丘吉尔不得不在圣诞夜紧急飞赴雅典，这也意外成为了EW999的“首秀”。他在回忆录中提到阿诺德将军近日拨调的“空中霸王”飞机：“机上服务周到，高效。我们一觉睡到差不多八点，睡眠质量非常好，然后在那不勒斯降落，加油。过了一个小时，再次起飞。天气很好，我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科林斯海湾上空经过。在我们下面，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如一张巨大的地图徐徐铺开，我们向下凝视着，分不清哪股势力控制着哪片地区。”

三天后，丘吉尔一行启程回国，所有人对这架宽敞、舒适的新飞机感到满意。以至于丘吉尔抱怨唯一打扰他清梦的，是套房里滴答作响的时钟声。

丘吉尔的第二次“空中霸王”之旅，则是1945年2月赴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参加“三巨头”会议。EW999原计划1月29日深夜启程，次日晨七点半抵达马耳他卢卡机场。因为大西洋风暴在逼近，专机不得不提前至晚九点半起飞。随行的丘吉尔女儿莎拉回忆，出发时机舱内冷如冰窖，将身穿军大衣的丘吉尔冻得瑟瑟发抖。随着加热设备启动，周围很快温暖起来，“一切都是热的”。

专机抵达时间比预计时间大幅提前，却使当地官员陷入混乱。英属马耳他总督和驻军高级将领们，不得不在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半就赶到机场，组织仪仗。而老首相显然是受了风寒，在机上发起高烧。落地后，丘吉尔转往皇家海军“猎户座”巡洋舰上休息，并等待与罗斯福总统的首轮会晤。此间，他还得到令人心痛的消息：随行的一架满载外交部人员的约克运输机，不幸在马耳他附近的兰佩杜萨岛附近迷航坠海，无人生还。

2月3日，EW999继续北上，在美军P-38战斗机护航下穿过希腊、土耳其领空和浓云密布的黑海，降落雅尔塔萨基机场。几分钟后，搭载美国总统的“圣牛”号落地。丘吉尔走到“圣牛”号对面，看着轮椅上面容憔悴的罗斯福正通过机身电梯下机，然后被抬进专车。会议期间，专机机组人员得以飞往气候温暖的开罗休整，丘吉尔则于12日离开会场，飞回国内。

不久，他再次搭乘EW999，前往布鲁塞尔和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驻地兰斯。由于担心这架银白色的大型飞机成为敌方间谍、刺客眼里显眼的目标，内阁要求丘吉尔在前线机场起落时尽量选择C-47运输机。欧洲战事即将结束之际，EW999机组又接到护送首相夫人克莱门汀率领的英国红十字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任务。

莫斯科之行后，这架“空中霸王”在诺索尔特的机库里待了整整两个月。直到7月7日，才将身陷选举混战和联合政府内讧的丘吉尔送到法国波尔多，让他在美酒、绘画和阅读中度过了安静的一周，随后再飞往柏林、波茨坦。他计划在那里和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苏联领袖斯大林一起谋划战后欧洲的未来。

1946年4月30日，停放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的317126号C-54专机。此时它已经恢复美军涂装，并成为马歇尔将军专机。机场道面遍布砂石。

会程过半，丘吉尔匆匆赶回国内。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保守党惨败，丘吉尔被迫下台。

新任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显然无法接受老派贵族的奢侈作风，尤其在英国面临经济崩溃、家园重建的艰难时刻。艾德礼政府考虑将这架首相专机改造成民航客机，交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运营。但是道格拉斯飞机厂给出的报价，包括翻新四台发动机、加装E型机翼油箱就需要额外支付100万美元，让艾德礼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1945年11月25日，EW999最后一次身披皇家空军战袍，飞往美国纽卡斯尔陆航基地，从此结束英国服役生涯。谁都想不到，它将坠毁在遥远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