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登坛称帝，立国号为“魏”，史称“曹魏”，改元“黄初”，定都洛阳——大魏立国之日，即是东汉消亡之时，时为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历时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寿终正寝。

次年，刘备称帝，立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刘备登基之日，祭告天地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东汉消亡于建安二十五年，并无二十六年一说。刘备之所以使用这个不存在的年号祭告天地，自然是不能以曹魏的年号为标识，只好继续沿用已经消亡的东汉的年号，而这个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既成为刘备“祚于汉家”的时间节点，亦是向世人昭告，蜀汉政权延续汉祚的合法性。

李庆西先生将他的新著取名为《建安二十六年》，同样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刘备以“逆取”而谋事，借“承祧”而立国，他的光复汉业的诉求，无疑是用以凝聚部众的路线和纲领，而蜀汉立国的正义叙事，首先即源于这种向心力。

作为一部以三国魏晋为话题的学术随笔著作，李先生将史实中的三国魏晋与文学叙事中的三国魏晋相互对照，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异同，对二者加以辨析和领会，从中发现历史折叠之处的有趣话题。

这些话题或许并不涉及宏大叙事，却能够触及历史的幽微细节，而这些细节则构成了历史的另一种面向，既能够让人脑洞大开，同时又能够从史家和小说家不同的叙事策略中，领会到历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三国魏晋时期原本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纵观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廓然而现，连同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群雄竞起、攻战杀伐、同室操戈、鸠占鹊巢，乃至钩心斗角、宫廷内斗也并不缺少，为李先生的研究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

李先生的新著主要探讨的是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是站在蜀汉的角度，去观照和解读三国各自不同的建政叙事——诸如三国不同的国家构想和立国理念各是什么？从法理上讲，哪个国家最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三国之中实力最为弱小的蜀汉，何以会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又如何被注入了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

其中，史家的叙事注重事实，常常将王朝更替视作历史演化的必然；小说家的叙事注重情怀，实际上却折射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

正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陈寿在《三国志》中的叙事法则明明是以曹魏为正统，一旦到了小说和戏曲里，却偏偏变成了蜀汉一家的光荣叙事，个中的反转不仅仅取决于文学手段，从中亦不难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同样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本来并不是什么新方法，但李先生的新著却别出机杼，以传统史学的严密考证与富于幽默感的文字相互结合，既颇具抽丝剥茧、指点迷津的意趣，且以之“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从不同的声音里解读出不同的思维或理念。

三国建政：各自不同的国家构想和话语体系

按照传统的帝王纪年，三国的历史应该从曹魏代汉开始算起，终结于吴国的灭亡，亦即从公元220年到280年，此间六十年的时间，便囊括了三国的全部历史。然而，至曹魏延熙二年（265），司马炎已然以晋代魏，此时的三国只剩下东吴尚在苟延残喘，三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亦不妨视作下一个朝代的肇始，这样看来，三国从头到尾只有四十五年（220—265）。

但不管是六十年，还是四十五年，魏蜀吴从各自建国之日起，便开始构建各自不同的国家构想和话语内容，以之赋予政权的合法性，并在彼此之间的攻战杀伐中占有主动权，这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首先看曹魏，曹丕践祚并不是直接废掉傀儡皇帝，而是不厌其烦地履行了一套禅让程序：汉献帝本人宣布退位，并将皇帝之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则故作姿态，一再推辞，最终在文武百官的劝进之下才“答允”接受。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两种形式，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得政权，承继汉朝之大统，已经在法理上获得了先机，曹丕之所以履行这套繁琐的禅让程序，目的无非是为了昭告天下，他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乃是民心所向、天经地义的事情。

再看蜀汉。刘备起兵之初，即以“匡扶汉室”为名义招徕人心，汉室宗亲的身份，亦即所谓的“大汉皇叔”，无疑是他获得话语权的最大资本，刘备之所以由弱小而渐强大，大概率得益于此。曹魏代汉的第二年，刘备即以血脉之亲“祚于汉家”，他不仅在登基文告中宣示其“率土式望，在备一人”的嗣国资格，而且还直指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乃是不折不扣的篡逆之辈。

正是因为这样，尽管蜀汉朝廷偏安西南一隅，但刘备君臣却始终抱有大汉王朝的帝国心态，一方面以遥领的方式主张其领土主权，另一方面以“汉贼不两立”为意旨，执意伐魏——对于蜀汉来说，军事上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伐魏释放出的政治诉求；疆土是否得到拓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强化其政治正义性，因为这意味着蜀汉立国的根本。

与曹丕和刘备相比，孙权既不具备禅让的优势，又不具有汉室宗亲的身份，所以对于何时称帝，孙权一直犹疑不定。直至曹丕称帝的第三年，孙权才以“黄武”建元，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而真正称帝，则是曹魏立国九年之后的公元229年了。

与魏蜀两国截然不同，东吴完全抛开了两国建政的路数，将立国的合法性归结为天命——所谓“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意思是只有东吴当得起“神飨”二字，孙权称帝乃是真正的“奉天承运”，根本不需要有别的理由了。

正史中的三国叙事与文学中的三国叙事

如上所述，三国建政伊始，即首先确立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以证实自己立国的合法性。然而，在文学的叙事中，史家奉曹魏为正统，并以之书写三国历史演进的叙事却遭到了颠覆，民间显然不认同史家成王败寇的历史观，而是以儒家的道德纲常伦理为归依，塑造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

他们信奉非白即黑的是非标准，将历史进展的过程简化为好人与坏人斗法的过程，从而认准了刘备承祧汉室的合法性，以“尊刘抑曹”作为小说或者戏曲创作的基调，尽管魏蜀吴奉行的都是适者生存的机会主义战略，却被他们分出了其间的高下，目的就是让受众明辨蕴含于其中的春秋大义。

事实上，刘备的立国之由，可以上溯到他三顾茅庐时，接受诸葛亮“隆中对”的宏大意旨。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虽然分得荆州之一部，却立足未稳，且时时处于曹魏与东吴的挤压之中，他要有所进取，就必须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尽快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而地处西南的益州，即成为魏蜀吴三方均欲争夺的目标。

刘备得到益州的过程虽然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却无可避免地带有一丝同室操戈、鸠占鹊巢的色彩，文学创作欲将其演绎为一种正义的叙事，就必须强调其“匡扶汉室”的终极伦理，以目标之崇高掩盖其手段之卑劣。而刘备采纳庞统的建议，除掉刘璋手下部将杨怀和高沛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将这场主动的杀戮变为被动的杀戮，演绎成一种“你不仁，我才不义”的叙事路径，从而维护了刘备的仁厚形象。

对于诸葛亮的塑造，小说和戏曲的叙事也基本上沿袭了同样的套路——诸葛亮既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而他带领蜀汉以弱击强，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又带有浓浓的传奇性和悲剧色彩。

我们从中看到的无疑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形象，甚至连鲁迅先生也认为，《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虽然均有过分拔高之嫌，却契合受众心理，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代入感。

这也再次印证了李先生的论断——文学创作中的三国叙事，反映出的是民众眼中的三国是怎样的，民众希望的三国是怎样的。小说家和戏曲家显然更懂得民众心理，他们的创作所透露出的，其实是主流的政治伦理和民众文化心理之间的差异与衍变。

民间语汇中的三国叙事

三国叙事同时又衍生出许多民谚、俗语和歇后语，这些跟三国相关的泛民间语汇，有些出自各类体裁的三国文本，有些则是世俗生活中的话语生成。前者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刘备摔孩子”“周瑜打黄盖”“赔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之类，大抵都脱胎于三国故事；后者像“事后诸葛亮”“关公门前耍大刀”，乃至“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等，却并非完全出自三国故事。

另外，还有诸多由三国典故衍生出来的成语，诸如关于吕布的“三姓家奴”，关于关羽的“单刀赴会”“刮骨疗伤”，关于诸葛亮的“舌战群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中无不蕴含着普通大众对三国人物的喜恶与爱憎。

由这些流传甚广的泛民间语汇，可以看出三国叙事在公共传播层面上的深远影响。民间话语显然更能够证明三国故事和人物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分量，折射出他们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取舍。

比如，“天不灭曹”是恶人难除的譬喻；“韬晦之计”表现出刘备处于危难之际的生存策略；“锦囊妙计”是对诸葛亮卓越智慧的赞美；“乐不思蜀”透露出的则是对蜀汉后继无人的深深失望。民间语汇中的三国叙事或许有悖于史家叙事的初衷，甚或与史家叙事相抵牾，却更为民间大众喜闻乐见，它们独立于正史之外，构成了一种另类的文化存在。

诚如李先生所言，《三国演义》之所以改写陈寿的述史立场，除了代入某种情感因素之外，同时亦是从陈寿的记述中发现了理想的组织形式和礼制范式。而这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和礼制范式，才是世俗大众真正需要的东西。

所以，李先生最终这样总结道：“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所诉说的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