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磊宁所著《中文打字机》一书记述的历史，关乎汉字，关乎技术，亦关乎汉字与技术遭遇时的无措。此种无措一如东亚各国的近代化进程自身，当文明与文明相遇，一种强硬的、仿若移植而又不顾排异反应的近代化，它与从东亚文明肌体内部的新陈代谢间产生了诸多张力。

起初专为英语设计的打字机，在走向垄断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视为一种普世的文明符号。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俄语等使用不同字母，抑或书写方向与英语截然不同的语言，也能在切削后塞进雷明顿标准打字机键盘的42个按键。这时，似乎只有汉字仍陷在一片未被文明之光朗照的幽暗。似乎这种书写方式也如同腥臭、冗长的裹脚布，窒碍我们，让我们难以被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体系接纳。它甚至扭曲我们，使思想变得迟钝、畸形。

但正如译者为本书选定的中文副标题“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所言，这里不只有一个汉字被贬抑、压制，沦为西方视域下的“他者”的叙事。透过中文打字机的技术史，我们看到的是汉字不断重塑自身，调整其边界，顽强地存在于打字员们的记忆，以及与记忆同样强韧的指尖。

汉字拉丁化的迷思

“Ni Kho”：这在东干语中是“你好”的意思。在石静远的一篇讨论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中，对来自吉尔吉斯的东干族诗人十娃子有这样的描述（他曾于1957年随中亚作家代表团到访北京）：“虽然诗人用东干语朗诵，却无须翻译，令中国听众惊讶的是，他们能辨识出十娃子言语中的方言变化。”

东干语的基底，是陕甘地区的口语。因着种种历史变迁，人们携带这些方言迁移到异国，如同离岛，他们嗓音里逐渐有了俄语、波斯语以及中亚突厥语系语言的水花。有趣的是，这一门流寓在外的，却又真正实现了拉丁化的汉语方言，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气候。

而与1920年代拉丁化东干语方案的创制几乎同时，1929年，作家瞿秋白以“Strakhov”为名，发表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但拉丁化远在此草案提出前，就已成为文字改革的重要议题。汉字文化圈中的其他主流语言：韩语、日语、越南语，也曾推行去汉字化，以求转变为一种拼音文字。其中韩国与越南取得了成功，日语假名化的趋向则被按下暂停键。

人们常把汉字视作象形文字，与古埃及久已失传的文字并列。事实上，汉字中纯以象形法构造出的字极稀少，它们能够在小学低年级的识字课本里拾取。童年时的我们，从“日”、“月”、“旦”、“木”这类依然有象形存留的汉字进入语言的丛林。但愈到幽深处，我们愈发现汉字构字的曲折与微妙。声音会在字的内部涌现，但这并非关键。几乎唯有在汉字中，意义被作为字的一部分给出。

汉字同时也可以成为一套美学，笔画多与寡亦形成重或轻的观感。有时，这轻与重的辨证也作用于打字员的身体。笔画较少的与较多的字，在敲击时力道并不一致。否则，笔画少的字印在纸上便会过于浅淡，笔画多的字则会径直刺破承载它的纸张，如同超重婴儿找不到适合他的襁褓。

经由此种书写介质，东亚诸国被归入到所谓“汉字文化圈”中。而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亦有“CJKV”的说法，统称中日韩越四国的信息处理、字体制作等相关技术。

作为一种国际化的书写系统，汉字能够让语言不通的东亚各国商人、使臣以笔谈的方式交流。不过，此种沟通建立在典雅但日益僵化的文言文之上，文言文虽日益与口语分离，只为士大夫阶层掌握，却是维系朝贡体系的必需品。当这一体系在西方冲击下崩溃，文言文即使在中国内部也被质疑无法承载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因而面临白话文运动的挑战，被书写压制的口语便要寻求新的书写方式。自然，这些口语会在历史中寻求合法性。

谚文，原本由朝鲜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于1443年创建，并于1446年颁行。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出没于文武两班贵族的私人信函，并为地方小官僚与妇女所使用。而汉字，依然被视为“真文”。一如假名在日本平安王朝时期亦是宫廷女官的文字，贵族、武士则写汉字与作汉诗。在越南，则有以汉字逻辑创制的“字喃”。

“中文打字机”在英文语境中沦为贬义，与其说是刺向中国的种族主义匕首，不如说是对异质于拼音文字的书写体系的排斥，一种夹杂东方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见。对于激进的革新派而言，如果汉字是问题，那么拉丁化就是答案，或者至少转向拼音文字。

这也是15世纪时谚文所在做的。即作为某种“训民正音”，让人人能够书写与言说，并借此保存我们纯正的民族语言。

打字机与文明

大众想象里的打字机，是一台拥有42个按键、QWERTY键盘，并能在大小写间灵活切换的机器。但这只是它的形式抑或能指，在其所指中，它已成为西方技术乃至文明的象征。

在本书第一章，墨磊宁讲述了暹罗语与打字机遭遇的故事，可作一例证。1892年，朱拉隆功拉玛五世同父异母的兄弟丹隆亲王派埃德温·亨特·麦克法兰，前往美国，以求开发出一台暹罗语打字机。如作者所言：“这是当时暹罗王朝众多现代化改革的内容之一。”

彼时英文打字机尚未形成一定范式。指针式打字机、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嗣后成为主流的雷明顿打字机即为此型）、双键盘打字机这三种主要机型并存。而暹罗文有“44个辅音字母、32个元音字母、5个声调符号、10个数字符号和8种标点符号”，这超出了指针式打字机72个字符的容量。且暹罗文字母无大小写之分，若将一半字母如英文大写字母般放逐到切换键之后，则不符合暹罗文的书写逻辑。虽然并非不可行，却也人为地制造了麻烦。

最终，埃德温选择以双键盘打字机为原型，设计暹罗文打字机。但即使经过改造，该型打字机仍不能打出完整的暹罗文字母表，因此埃德温弃用了2个字母。于是，技术也经由打字机这一载体作用于语言，暹罗文中这2个遭弃的字母，如今已彻底被尘封。

随着打字机企业的垄断化，早期打字机市场的多元局面已不复存在。1893年，包括雷明顿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成立了联合打字机公司。为暹罗文打字机提供双键盘原型的史密斯兄弟高级打字机公司，亦曾加入，虽然其后一度脱离，却也不再坚持生产双键盘机，而是结合安德伍德公司的打字可视化技术与其时已主导市场的单切换键盘。

1915年，史密斯兄弟的新企业亦被雷明顿公司收购，雷明顿明确要求“不得继续生产非切换键盘打字机”。由于打字机产业已高度适配切换机，故在为英语外的其他语种创制打字机时，为利润计，往往遵循最小改动的原则。此时，不再是打字机适应语言，而是语言要通过标准打字机的检验。

暹罗语因此成为一个问题。法国发明家阿贝尔·库赞，在他新型暹罗文打字机的专利申请书中认为，包括暹罗文在内，亚洲语系的字符都太多，必须进行简化，才能使其打字技术“与现代欧洲语言打字处于同一层次。”

而当奥利维蒂公司在推销其发明的阿拉伯文打字机时，便在其公报上表示：“如果他们（阿拉伯人）能够摆脱最后一个和欧洲人之间的真正差异，那么这绝对要归功于他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打字机。”

在此语境下，我们亦不难理解，西方世界所设想的中文打字机，是一台名为“嗒记”的拥有上千个按键的庞然大物。一如其时流行的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想象，“嗒记”象征着中文的低效、僵硬。

汉字废除论背后冷酷的进化论逻辑，在此披上技术语言的金属光芒，似乎有种凛冽的柔和：汉字无法拥有一台标准化的打字机，雷明顿公司希冀以注音打字机打入中国市场，却遭滑铁卢，因为注音从未取代汉字，而只是识记汉字读音的工具。

流行于20世纪的中文打字机，仿佛是从那些讽刺画中走下来的。它们拥有可容纳3000余字的字盘，并依赖打字员对汉字的熟稔，缓慢行进。

明快打字机：最成功的失败品

1947年，雷明顿公司曼哈顿分部，作家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正在演示其父设计的明快打字机。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打字机罢工了。但在此后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明快打字机真正回答了中文的技术迷思。

它仅有72个按键，却可以打出8352个字符，远超主流的字盘式打字机。同时它也足够简单易学，语言学家赵元任评论道：“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稍加学习，便能熟悉这一键盘。”

为理解此机型的原理，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中文之谜的最初历史。1810年，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将《大清律例》译成了英语。在译介过程中，他有了一个惊人发现：复杂、浩瀚的《大清律例》，大体上是由2000个常用字组成的。商务印书馆生产的中文打字机即沿用此一发现，将收录于《康熙字典》的47000余字削减至3000余常用字，并以字盘容纳它们。

不过常用字就像沙丘，会在时间与意识形态的吹拂下变幻。另一套方案，旨在发现汉字的“拼法”。1838年，法国汉字学家包铁设计出一套拼合活字，就像发现原子之下的夸克，原本不可分的字，被拆开，成为部首。拼合出来的汉字虽字形松散，不够美观，其方法论却被后世诸如五笔、仓颉之类的形符检字法继承。

明快打字机是一个检索、输出的系统。键盘上的辑形学编码，将8352个字符均匀布置在6根八棱柱金属棒上，按下两个编码，视窗中便会出现8个待选汉字，此时再按下数字键，便可打出相应的字。

虽然因为资金问题，明快打字机并未得到推广，林语堂的原型机也已遗失，但它却预言了现代中文输入法的诞生。当我们不必为打字机有限的机械空间限制，便可有更自由、合理的编码法，而即时更新的常用字语料库，使得“预测文本”技术成为可能。由此，汉字得以保存。

虽然，为适应技术，汉字本身的秩序亦被不断重估、拆解又还原，但从未像文字改革者们设想的那样被废除。它如同一座古城，被描上现代性的花边，由竖排变横排，从繁至简，却有着和千年前一样的青苔。我们仍可以凭这文字进入历史与未来之中，寻回我们迷失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