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期间，受电影《满江红》影响，游客们在河南周口的岳武忠祠前排起长队，为的是亲手打一下秦桧跪像。从现场视频看，个别游客甚至抡起鞋子或铁板抽打跪像。人们如此厌恶秦桧，是认为他私通金人，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致使南宋再难收复中原。张艺谋沿袭此说，在《满江红》中，让相府、岳家军、宫廷等几方势力，激烈争夺一封金兀术写给秦桧的密信。

当然，我们都知道，艺术创作不等同于历史记录。秦桧可能并非金人奸细，而在冤杀岳飞这件事上，他也不过秉承上意，宋高宗才是真正元凶。皇帝杀岳飞的动机和好处有很多，它们叠加在一起，为岳飞铺就了“非死不可”的结局。所以不必假设岳飞不死会怎样，那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

防范武将是大宋国策

众所周知，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为防止晚唐以来武将乱政的历史再现，就先是导演“杯酒释兵权”，让老将们解甲归田；接着罢免禁军统帅，并削夺节度使权力，使武将们很难再有发动政变或割据一方的可能。讨论岳飞死因之时，我们也必须牢牢记住：他是一名统率大军的高级将领。

在“重文抑武”国策下，武将不仅受到朝廷猜忌，还常常被文官歧视。名将狄青出身贫寒，因在北宋防御西夏、征讨侬智高等战争中屡立大功，皇祐五年（1053年）升任枢密使。在开封期间，狄青一直被流言缠绕，一会儿说狄府的狗长了犄角，一会儿说他家里有怪光发出。有一次开封发大水，狄青到相国寺躲避，又被人看到身穿“黄袄子”。在文官们看来，种种迹象都预示着狄青有反骨。

欧阳修、文彦博等纷纷上书，称狄青善于用兵，且深得军心，让他任枢密使是养虎遗患。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反问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文臣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提醒宋仁宗不能对武将掉以轻心。不久，狄青被外放陈州，在惊惧中死去。

到了两宋之际，一批武将在对金战争中崛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整合溃兵、流寇，军力不断壮大。他们时常自行其是，对朝廷政令置之不理，很多人还积累了巨额财富。民间习惯以主帅的姓称呼各军，除岳飞的岳家军外，张俊、韩世忠、刘安世各有张家军、韩家军、刘家军。

对这些武将，宋高宗从来都缺乏信任。他不会忘记，自己登基的第三年（1129年）就遭遇了苗刘兵变，在逼迫下一度退位。祖宗定下的国策，加上亲身经历，让宋高宗对武将有着比宋太祖、宋仁宗更深的猜忌。只是在金人不断南侵的背景下，皇上不得不暂时依靠岳飞、韩世忠等人。

同样忧心的，还有文官们。宋高宗早期任用的宰相张浚、赵鼎，都认为武将权力太大，朝廷难以节制，希望改以文人统兵，或者在各军任命偏将，削弱主帅兵权。秦桧借岳家军、韩家军的名号，提醒宋高宗“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指岳飞等人早晚危害朝廷，不可不防。宋史学者虞云国总结：“在削夺武将兵权上，赵宋文臣无论主降、主和、主守、主战各派，都是始终一致的。”

恰好绍兴十一年（1141年），秦桧收到金兀术来信，称“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要求宋廷先杀岳飞，再谈和议。对于信件真伪，目前学界还有争议，宋史学者王曾瑜倾向此信的确存在，但它不是金兀术给秦桧的密信，而是致南宋的官方文书。金人释放“和平”信号，意味着宋金战争即将结束，宋高宗不再需要武将们为自己在前线卖命。于是，宋朝开始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宋高宗采纳秦桧亲信范同的计谋，先以庆祝柘皋大捷的名义，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到临安，再悄悄剥夺他们的兵权。宋高宗仿效当初宋仁宗给狄青的优待，加封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他假惺惺地对三人说，朕过去只给你们管理一个战区的权力，现在要把掌握全国兵权的枢密院交给你们。各位爱卿只要团结一致，打败金兀术又有什么难呢？

岳飞等人被升了官，成为南宋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依照两宋制度，他们必须辞去原有军职，亦即交出手中兵权。事已至此，岳飞等人唯有俯首听命，原来的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都成为宋高宗直辖的“御前军马”。

武汉黄鹤楼公园，岳飞铜像。

岳飞与宋高宗的碰撞

对武将来说，失去兵权意味着可能不再有机会上战场杀敌报国、建功立业，可不一定就会丧命。尤其两宋时期有开国皇帝留下的祖训，要求后世子孙不得诛杀大臣。无论被宋太祖解除兵权的石守信等人，还是让宋仁宗外放的狄青，的确都能保全性命。张俊、韩世忠也是一样，前者活着的时候就获封郡王，后者在岳飞死后九年以太师身份致仕，晚年都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那为什么宋廷单单杀了岳飞呢？一些人认为，岳飞口口声声迎回徽、钦二帝，要是让他成功了，宋高宗就得给父兄让位，他由此怨恨岳飞。

王曾瑜《岳飞新传》对此做过辨析，认为宋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即已去世，宋钦宗后来明确表示若能回到江南，当个太乙宫主就满足了。再说，宋徽宗、宋钦宗的旧臣几乎全部被金人掳走，临安上下都是宋高宗的亲信，他们即便想复辟，又有谁会支持呢？唐玄宗和唐肃宗，明英宗和明景帝的故事，也都说明旧君归来，不会动摇新君地位。

岳飞与宋高宗的冲突，其实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任性请辞和建言立储。过去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这话用在岳飞身上再合适不过。《宋史·岳飞传》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就是说话和做事都坚持原则，容易愤怒、激动，绝不轻易低头，这种性格不可能不得罪人。

绍兴七年（1137年）四月，岳飞第一次激怒了宋高宗。那时“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临阵脱逃备受非议，而岳飞屡立大功，深受皇帝赏识。宋高宗计划趁机削藩，撤掉刘光世，把他的刘家军全部调拨给岳家军。岳飞见到手诏后立刻上书谢恩，表示自己有此兵力，一定能消灭伪齐，收复中原。谁知宋高宗很快反悔，担心两军合一会使岳飞实力过强，尾大不掉，于是收回了成命。

对于宋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极度失望，上书请求辞去军职，回归庐山母亲墓前继续守孝。没等宋高宗批准，他就自行把鄂州军务交接给张宪，上了庐山。宋高宗连下手诏安抚，文臣武将们纷纷出面劝说，才让岳飞同意复职，并上书“请罪”。

君臣再次会面，宋高宗说你这么做，我并不生气，要是生气的话，不可能不惩罚你，因为太祖说过“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这句话隐含杀机，说明在他眼中，岳飞胆敢以辞职要挟君主，且擅自离任，已经接近于那违法的“剑”（指武将）了。

同年七月，岳飞建言立储，加重了宋高宗的猜疑。宋高宗唯一的儿子赵旉2岁时夭折，此后再未生育，只得把宋太祖的后人赵伯琮和赵伯玖收入宫中，作为养子。其中赵伯琮改名为赵瑗，就是后来的宋孝宗。岳飞见过赵瑗一次，认为其“英明雄伟”，可以承担中兴大任。岳飞当面请宋高宗立赵瑗为太子，以打破金人可能在北方立宋钦宗之子为傀儡皇帝，动摇南宋政权合法性的阴谋。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见宋高宗依旧没有立储的打算，再次上书密奏，表示国家现在致力于收复失地，要想实现此目标，必须“先正国本，以安人心”。在古代，太子被认为是所谓“国之根本”，一旦皇帝发生不测，只有太子及时登基，才能保证王朝秩序稳定，北伐大业不被中断。

宋高宗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当时不过三十来岁，还存有生子的希望。另外，岳飞干预立储，不能不让他回想起自己被武将胁迫禅位的往事——谁知道岳飞会不会效仿苗傅和刘正彦呢？

然而，岳飞在政治上相对固执，没有体会到宋高宗对自己的心态已经从信任、倚重转向了猜疑、防范，以至在绍兴九年（1139年）又两度表达对皇帝的不满。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后，朝廷上下一片欢腾，宋高宗也没忘记对岳飞大加封赏。岳飞不但坚辞不受，还上书泼冷水，说议和之事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现在需要做的是训练人马，以防金人再次入侵，而不是论功行赏。

此时，金人归还了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土地，使北宋诸帝陵寝所在的洛阳回到南宋手中。岳飞请求随朝廷使臣一同前往拜祭，并探查金军虚实。宋高宗担心岳飞影响与金人的和议，急忙下诏禁止。岳飞一怒之下又连上两道奏章，以和议将成且自身多病为由，请求解除军职。宋高宗知道战争没有真正结束，只能好言安抚，可岳飞在他心中已完全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在“中兴四将”里，张俊、韩世忠、刘光世资格更老，官职更高，受到的猜疑却比岳飞小很多。这是因为张俊为人趋炎附势，向来顺从宋高宗和秦桧，赞同对金议和。韩世忠积极主战，本也是秦桧的眼中钉，好在苗刘兵变时，他率兵参与平叛，有救驾之功，得到了特殊保护。刘光世早已被削夺兵权。加上这三人都大肆敛财，热衷于在带兵之外当个富家翁，宋高宗因此放心不少。

朱熹曾对四将优劣做过一番议论，他认为岳飞最为杰出，但宋高宗缺乏驾驭的能力。朱熹敏锐地发现：“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没错，岳飞和皇帝关系疏远，又择善固执，注定要做杀鸡儆猴故事中的那只鸡了。

捕风捉影的谋反罪证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秦桧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书弹劾岳飞，开列了两项罪名。一是不遵圣旨，拖延援助淮西；二是说岳飞两个月前以枢密副使身份随张俊巡查淮东时，主张放弃要地山阳，退守长江以南，动摇军心。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金兀术撕毁和议南下，宋高宗命岳飞驰援淮西。岳飞接诏后，仅准备了一天就从鄂州出发，没有任何拖延。只是等他赶到战场，金兀术已经撤兵了。至于主张放弃山阳，则是张俊出于对岳飞的怨恨，故意做的歪曲。

宋高宗对搞清这两件事全无兴趣，他选择全盘相信，下诏免去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改任万寿宫使。万寿宫是道观名，两宋常以此类职务安排退休的宰辅大臣，领月俸而不必理政。

岳飞人在临安，而他的岳家军旧部由王贵、张宪统领，依旧驻扎在鄂州。按规定，各军统制、副统制要轮番前往镇江，向枢密使张俊汇报工作。让张宪意外的是，他与岳飞之子岳云刚到镇江即被扣押。秦桧的党羽林大声时任鄂州大军总领，手下王俊曾因贪污被张宪处罚，一直怀恨在心，这时出面诬告。他声称张宪听说岳飞被免职，计划裹挟大军从鄂州前往襄阳，逼迫朝廷把兵权交还岳飞。

张俊亲自审问张宪，连连动用大刑，后者被打得体无完肤，还是咬紧牙关，拒绝诬陷岳飞。最后没有办法，张俊只能替张宪“交代”了一份供词——“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即只等岳飞一声令下，岳家军就对朝廷发难。完成对岳飞谋反的指控后，宋高宗立刻下诏逮捕岳飞，交大理寺审理。

岳飞了解宋高宗，知道皇帝是个聪明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计划。他也清楚秦桧的狠毒，秦桧一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在下狱之初就抱了必死之心。在被严刑拷打时，岳飞露出了背后所刺的“尽忠报国”四字，主审官何铸是秦桧亲信，看后也是羞愧不已。供词则只有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为尽快坐实岳飞的谋反大罪，秦桧让万俟卨接替何铸主审此案。在公堂上，万俟卨质问岳飞、岳云和张宪：“国家有何亏负，汝三人却要反背？”岳飞回答：“对天盟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

万俟卨看岳飞不服，随手抛出一条“罪证”，说你不想谋反，怎么到天竺寺游览时，会写下“寒门何载富贵”的话？普普通通的一句诗，被小人们一解读就有了文字狱的味道，成为岳飞对现实地位不满，想要追求更大富贵（称帝）的证明。

既然堂上审不出什么，万俟卨就在堂下动脑筋，为岳飞凑了三条“罪状”：给王贵、张宪写信，鼓动他们谋反；在淮西之役中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遣，延误军机；曾经“指斥乘舆”，对皇帝不敬。

一条条来看，第一条是凭空捏造，万俟卨声称作为物证的信件都被张宪烧毁了。第二条是颠倒黑白，岳飞在援助淮西时并未“逗留”。第三条倒是有那么一点蛛丝马迹，可全部被刻意歪曲了。

岳飞曾夸耀：“我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建节”指出任节度使，是武将的至高荣誉。这句话被万俟卨篡改为，岳飞“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宋太祖早年随周世宗征讨南唐，因功封节度使，后推翻后周、建立北宋。万俟卨以此诬陷岳飞，就是说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另外，淮西之战中，宋高宗调度无方，张俊等诸人损兵折将。岳飞当着众将的面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官家”是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岳飞这是一时激愤之语，并没有不忠的意思。

捏造事实，陷害张宪的王俊，这时又抛出一件事。他说，岳飞从郾城撤军途中，曾在一个寺庙中与手下王贵、张宪、董先等人聊天。岳飞突然说：“天下事竟如何？”众将不敢搭话，只有张宪慢慢道：“在相公处置耳！”这分明是说，只有岳元帅才能让天下好起来，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劝进了。王贵、董先慑于秦桧的威势，被迫出面做假证，表示岳、张二人确有这段对话。

乍一看，岳飞意图谋反的罪证挺多，可仔细一琢磨，一条确凿证据都没有。大理寺官员们开会，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认为岳飞谋反证据不足，只能判两年徒刑，大理寺卿周三畏表示同意。万俟卨的任务是要岳飞死，如此轻判显然是宋高宗和秦桧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大理寺重审。周三畏怒道，办案必须依法行事，我不会为了保住一个大理寺卿的官位徇私枉法！

韩世忠听说岳飞被按谋反罪处置，闯到秦桧府中质问有何证据。秦桧回答，岳飞与岳云、张宪串通谋反的书信虽然没有找到，但这件事大体上“莫须有”。所谓“莫须有”，就是可能有、或许有。韩世忠凛然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他是武人，可问的这句话未免太过书生气了。

秦桧、万俟卨和背后的宋高宗，不在乎什么法律，也不管天下人服不服，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判岳飞死的理由。王俊的检举因为难以证实，万俟卨干脆避而不提，在判决书里只说两个事：一、金人入侵淮西，岳飞接皇帝15道手诏催促，依旧逗留不前；二、岳飞说“官家又不修德”，非议皇帝。岳飞罪上加罪，处以斩刑。此外，张宪蓄意谋反，判处绞刑；岳云教唆张宪谋反，判徒刑三年。

只有宋高宗能杀岳飞

岳飞还有一项“罪名”，是宋高宗很在意，而万俟卨不方便说的，那就是结交宗室。

前面提到，岳飞曾想和朝廷使臣一起到洛阳拜祭北宋诸帝陵寝，但宋高宗不许。这位使臣名叫赵士㒟，封齐安郡王，他在朝野有着很好的口碑，十分认同岳飞的抗金主张。岳飞下狱后，赵士㒟愿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他不会谋反。

宋高宗对此会怎么想？旅美学者刘子健分析得很对：“可能像苗刘之变那样的，强迫高宗退位，传位孝宗，也许还可能要求让位，拥戴像士㒟这样身份的皇族。”

身为武将，岳飞藐视皇帝、干预立储、反对议和，又和皇室中重要人物往来密切，可以说已经完全超出了宋高宗容忍的极限。宋太祖立盟誓不杀大臣，同时有祖宗家法“重文抑武”，两者存在的目的都是保大宋长治久安、皇朝永续。要是有大臣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也当然不能留。

宋高宗拿到岳飞等人的判决书后，亲自定下最终刑罚：“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他一面假装对岳飞不忘旧情，把斩首改为可留全尸的“赐死”，另一面又把岳云的三年徒刑一下提高到死刑。

显然，宋高宗害怕岳云事后会鼓动岳家军给岳飞报仇，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而派去监斩的杨沂中是他在军中的心腹，同时特别要求多派士兵到刑场维持治安，也是知道冤杀岳飞，行刑时可能发生骚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也就是除夕前一天，岳飞被在狱中重击胸肋而死，时年39岁。张宪、岳云被在临安闹市中处斩，他们的财产被籍没，家眷全部流放岭南和福建。

从岳飞被杀至今，包括写有《岳飞传》的邓广铭在内，不少人认为杀岳飞是秦桧一手策划，宋高宗只有次要责任。事实上，要抓捕，乃至杀死岳飞这样的高官（少保、枢密副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两千六百户），即便证据确凿，也不是皇帝以外的人做得到的，更何况岳飞谋反的一切罪证都是捕风捉影。

当何铸质疑判决岳飞的合法性时，秦桧说“此上意也”，这案子是皇帝让判的。何铸听后只能赶紧声辩，说自己不是要为岳飞求情，是为国家社稷着想。

明人文徴明《满江红》里有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道出了秦桧杀岳飞，不过是替宋高宗在前台办事的真相。明末王夫之也说，岳飞“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意思是说，秦桧的确是奸诈、恶毒，可朝中即使没有秦桧，岳飞依旧免不了一死。

岳飞心中，国家的地位高于君主。在金人不断南侵的时候，他为国征战可以帮助宋高宗守住江南；当两国讲和，活岳飞就没有死岳飞有用了。虞云国在《南渡君臣》谈及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时，指出他“还隐藏着更阴刻的心机，此即借助恐怖性杀戮来震慑所有立朝的武将与文臣”，确立君主说一不二的权威。有功而无罪的岳飞说杀就杀了，其他文武大臣除了甘于指鹿为马，还敢做什么呢？

对于宋高宗来说，杀之前有这么多的动机，杀之后又有这么大的好处，岳飞终究只有死路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