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到5月之间，在洛阳城东山岭头村东南五里的小冢内，出土了一方墓志，墓志的主人是生活在北魏时期的老尼慈庆。解读慈庆的墓志铭，可知慈庆出生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出家之前乃是北魏皇宫里的一名宫女，俗家姓名叫王钟儿。

王钟儿本来生长于刘宋王朝中的一个中下层官僚家庭，刘宋王朝发生内战，继而演变为与北魏之间的战争，时年三十岁的王钟儿被掳掠至北魏平城，沦为奚官奴婢，成为平城宫里的一名宫女。对于王钟儿来说，人生骤然遭遇变故，她个人的苦难却远未结束，因为得享高寿，其后她又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长达五十六年之久。在这漫长的余生里，王钟儿不仅经受了种种磨难，同时也目睹了北魏宫廷的风云变幻，成为那个时代北魏历史的见证者。

罗新教授的新著《漫长的余生》有一个副标题，名为“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书中的内容虽然围绕着王钟儿的个人经历展开叙述，但重点却在于“她的时代”——作者其实是以王钟儿的墓志铭等各类史料为线索，勾勒出王钟儿的生命轨迹，并以王钟儿的个人视角注视她所身处的时代，解读王钟儿漫长一生的时代背景。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方墓志的出土，王钟儿名不见经传，将依然是一个被历史遮蔽的小人物，而她的人生经历也会烟消云散，留不下任何痕迹。当然，随着王钟儿的个人经历一起消失的，还会有许多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事件与事实，正是这方墓志的出土，让罗教授得以从中抽丝剥茧，厘清其中纷乱的线索，我们才得以窥见许多被时间尘封的历史细节，发现了许多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秘密。

作为一名宫女，王钟儿的身份自然是卑微的，但因为她靠近权力中心，她却更有可能偶然地成为权力运作的目击者。作为一名不幸者，王钟儿又是幸运的，因为她虽然经历坎坷，但她最终攀升至高级宫女的位置，既能够在死后获得官费安葬，且能够得到刻写墓志的优待，我们也因之得以了解她的人生，进而关注她身处的时代。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一般宫女的生涯大抵是相似的，朝廷给一个宫女封爵加官并不是普遍的现象。获此殊荣，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宫女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跟皇帝个人建立了某种特殊联系。王钟儿的幸运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开始的，与其说她见证了那个纷乱的时代，不如说是那个纷乱的时代造就了她曲折的人生——王钟儿之所以成为特殊的“这一个”，恰恰得益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诚如罗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而罗教授之所以以一名普通宫女的视角注视北魏的历史，恰恰是为了在宏大叙事中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怀。

当然，从叙事方式上看，罗教授的小人物视角同样是对传统历史书写的一种突破，这种“小切口，大历史”的叙事方式不仅更贴近现实，同时也更容易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历史本身已经足够精彩，但如何以文字展示出这种精彩，罗教授在《漫长的余生》中所做的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决定王钟儿个人命运的重大变故

公元466年1月1日，刘宋王朝之湘东王刘彧杀掉前废帝刘子业并取而代之，是为宋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叛，并在寻阳称帝，年号“义嘉”。一国二帝，灾难降临，史称“义嘉之乱”。“义嘉之乱”的发生给北魏军队的南下提供了可乘之机，刘宋王朝的内乱转变为外患，而首当其冲的，则是王钟儿的家乡所在的淮西，以及与淮西相关的淮北四州。

彼时守卫淮西和淮北四州的，乃是刘宋将领常珍奇，然而受刘宋朝廷所迫，常珍奇投降北魏，尽管他后来又有反复，但刘宋原有的淮西和淮北四州，却最终落入了北魏之手。这些地方的刘宋官员或者被杀，或者被俘，包括王钟儿在内，侥幸活下来的家属大都被带到北方，成为流落异国的官奴婢。慈庆墓志铭所谓：“值玄瓠镇将汝南人常珍奇据城反叛，以应外寇。王师致讨，掠没奚官。”说的就是这次决定王钟儿个人命运的重大变故。

由刘宋臣民转而成为北魏臣民，家破人亡的王钟儿失去自由，陷入绝地，就此开始了她在北魏皇宫里的漫漫余生。王钟儿“掠没奚官”发生于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年满十五岁的献文帝不过刚刚“临朝听政”，朝廷的实际执政者乃是皇太后冯氏。

在王钟儿入宫的前一年，献文帝的长子，即后来的孝文帝出生，在王钟儿入宫的后一年，孝文帝被立为皇太子。虽然彼时的献文帝已经开始履行皇帝的职责，但冯太后并不甘心退居幕后，孝文帝甫一出生，即被冯太后“躬亲抚养”，孝文帝的生母李氏，则被执行“子贵母死”的旧制诛杀。冯太后的目的自然很简单，不过是为了控制下一代皇权的继承人，以方便自己继续在幕后掌权。

果然，献文帝与冯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很快激化，冯太后抢先动手，“密行鸩毒”，杀害了献文帝。二十三岁的献文帝暴崩，孝文帝尚且年幼，冯太后得以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听政，其掌权之久，势力之大，在北魏的后宫中无人能出其右。

所谓“子贵母死”，是指某位皇子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其生母就要被处死，用以预防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皇权。这原是汉武帝时期的一项劣政，却在冯太后手中发扬光大，冯氏以此劣政为武器，操弄权柄，控制皇权，充分印证了罗教授的判断：“权力场域的参与者对制度或传统的选择性利用，才是制度成其为制度、传统成其为传统的主导力量。”

身处时代漩涡中心的王钟儿

在平城宫这个貌似太平，却是危机四伏的地方，王钟儿最初的工作是服侍景穆帝的遗孀斛律氏昭仪，如果她一直服侍这个无关紧要的主子，她的人生极有可能会在波澜不兴中平静地度过，并最终像一粒尘埃，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得无影无踪。然而，王钟儿却换了一个新的工作，这个新工作不仅更接近权力中心，而且与她未来的人生密切相关，命运终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把她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中心。

王钟儿的新工作，就是服侍孝文帝元宏的贵人、宣武帝元恪的生母高照容。作为孝文帝宠爱的贵人，高照容同样是被冯太后看中纳入掖庭的，她为孝文帝生下了二子一女，王钟儿既服侍高照容，同时也参与了对高氏子女的养育，她与高氏之间建立了融洽的主仆关系。

公元490年10月17日，太皇太后冯氏病亡，冯氏生前，先后将自己的两个侄女大冯和小冯嫁入孝文帝的后宫，继而以“子贵母死”之制，将孝文帝的长子元恂的生母赐死，让小冯母养元恂。冯氏身后，即通过她的代言人将小冯立为皇后，元恂也顺利地立为太子。

一切都按照冯太后生前的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妥妥帖帖，冯太后固然是铁了心地要保证下一代的后宫控制权，绝不容许从冯氏家族手里流失。但是，冯太后千算万算，却绝没有料到冯氏家族内部会出现问题，而问题即出在大冯和小冯身上。

在大冯看来，她年长为姊，入宫在先，且与孝文帝的感情更深，皇后之位本来是她的，有了这样的心思，大冯便费尽心机，意图取小冯的皇后之位而代之。她先是制造小冯失德的舆论与证据，使孝文帝逐渐疏远小冯，继而让孝文帝感受到来自太子元恂的背叛与威胁。适逢北魏都城自平城迁至洛阳，此议本来是孝文帝诸项变革的一部分，诬陷元恂反对迁都，即意味着元恂不能与孝文帝的变革思路保持一致。

大冯将这两个谋划同时进行，最后的结果，就是小冯的皇后之位被废，太子元恂则被逼谋奔，随即“坐罪赐死”。

大冯夺宫废储的计划获得成功，她的下一个目标转向高照容，因为她既要成功上位，还要谋求未来太子的抚养权，而最合适的太子人选，莫过于高照容的长子元恪。于是，大冯参照“子贵母死”之制，派人杀害了高照容，进而以皇后之名接过了元恪的抚养权，并将元恪立为太子。经过四年不懈的努力，大冯终于得遂所愿，成功地完成了废后、废储、立子、夺宫的所有目标。

成为北魏历史的一部分的小人物

同样是在高照容被杀那年，已经五十七岁的老仆王钟儿“固求出家，即居紫禁”。也就是说，当大冯已经接管了元恪的抚养权时，元恪的生母高照容必须消失，长期服侍高照容，并负责照顾高氏子女的王钟儿，也必须离开元恪的身边，出家就成为王钟儿唯一的选择。自此之后，王钟儿便以比丘尼慈庆的身份面对世人了。

然而，世间的变化总是让人始料未及，正当大冯达成所有的目标、意得志满时，一张针对她的大网已经缓缓拉开。毫无疑问，大冯在策划这一系列行动时，肯定动用了她的家族势力和丰富人脉，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她也会无可避免地得罪很多人。

彼时正值孝文帝御驾亲征刘宋之际，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孝文帝的军前，她就是孝文帝的六妹陈留公主。公主此次前来，只是为了向皇兄报告大冯皇后秽乱后宫的事情，虽然内容未必仅限于这些，但也足以让孝文帝感到震惊了。因为这意味着大冯在孝文帝背后实施了一系列阴谋，同时意味着孝文帝施政的失败，他极有可能错怪了前皇后小冯，也极有可能冤杀了前太子元恂。

对于孝文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但他并没有举止失措，而是暗中派人调查取证，并迅速将皇太子召到自己身边，以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公元499年4月24日，孝文帝病危，临终之际，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诏赐皇后冯氏死”。两天之后，孝文帝去世，随后不久，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宣武帝即位后，辅政诸王追封宣武帝的生母高照容为文昭皇后，高氏家族骤然“富贵赫奕”，北魏朝廷进入了新一轮的权力竞逐。

同样获益的还有王钟儿，在宣武帝心中，她是跟母亲高照容相关的温暖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理应得到信任与关照。于是，王钟儿再次进入宫闱，成为高等宫女和新一代皇子的保护者与抚育者，她也得以再次目睹宫廷的内乱与纷争。

对于这一切，已过耄耋之年的小人物王钟儿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是活得足够长久，她以她的一生串联起北魏王朝的跌宕起伏，而她本人也最终成为北魏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