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理概念，中亚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从北方的游牧草场到绿洲农业和丝绸之路。但作为政治实体的中亚五国，只有30多年的历程，而且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以外，出入境限制比较严格。

2014年，挪威记者、作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埃丽卡·法特兰（Erika Fatland），在《中亚行纪》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穿梭五国的经历。这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游记，讲述了许多值得深思、令人叹惋或惊奇的人生，比如沙漠毡房中写诗的少女、被老乡从城里抓走成亲的大学生、伊塞克湖畔的职业养鹰人。

苏联遗产与古老部族文化，共同塑造着当代中亚。正如埃丽卡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说：“独立近二十五年之后，这五个国家仍在奋力寻找自己的身份。”

黑沙中的少女诗人

埃丽卡中亚行程的第一个国家，是土库曼斯坦。它是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不仅外国人几乎无法进入，本国人想要出境也很困难。

开车载埃丽卡去卡拉库姆沙漠（Garagum）的中年男司机说，他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听力缺陷，土库曼斯坦的医院无法治疗。于是，他联系了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一家医院，医院有能力治疗也愿意提供免费的医疗签证，但他不得不办昂贵的旅游签证。

因为出国治疗是“间接指责”土库曼斯坦医疗水平，“每个拿着医疗签证的人都被拦在机场了”。而且他能出境，也多亏了听力障碍是一种外表看不出来的疾病，否则旅游签证也救不了他。类似的抱怨在中亚五国的四国中都颇为常见，除了吉尔吉斯斯坦。

作为一名懂俄语的文化人类学家，埃丽卡有意愿，也有一定的能力探查亚洲腹地的人情。《中亚行纪》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作者与形形色色的人或人造物在交流互动，历史与自然环境多数情况下只是必要的背景。

比方说，埃丽卡用6页概述了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历程，目的是说明她在土库曼斯坦梅尔夫（Merv）目睹的废弃引水渠和苏丹桑贾尔的陵墓。这座陵墓采用了双层拱顶，能够创造出防地震性能优良的宏大结构。双层拱顶最著名的例子是佛罗伦萨百花圣母大教堂，但这种技术并非西方原创，而是源于东方的波斯。桑贾尔墓比百花圣母大教堂早三百多年，也是梅尔夫古城唯一完整残留的文化遗产，其余皆毁于地震、兵灾和蒙古统治之后的贸易路线变更。

至于《中亚行纪》中活着的人，大多也与幸福搭不上边，尤其是在宣称要进入“至高幸福时代”的土库曼斯坦。然而，即使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中，埃丽卡也发现了不少亮色，其中之一便是卡拉库姆沙漠中的奥居尔纳尔（Ogulnar）。

“卡拉库姆”的意思是“黑沙”，得名于大片外露的黑色页岩地层，覆盖着土库曼斯坦约70%的国土。达姆拉（Damla）是沙漠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埃丽卡拜访的人家有一座泥房和一顶毡房。家里头两胎是女儿，接着是三个男孩，19岁的奥居尔纳尔是老二。“奥居尔”的意思是“儿子”，“纳尔”的意思是“石榴”，起名逻辑与“招娣”如出一辙。与过去的大部分“招娣”一样，奥居尔纳尔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只上过村里的小学。她没有读过诗集，却写了好几个本子的诗，还给埃丽卡朗诵了一首赞美诗。

噢，卡拉库姆，噢黑沙，

时刻变化又永远如一！

噢，卡拉库姆，给我生命，

给我一切所需！

噢，卡拉库姆，噢我的沙漠，

没有你我会如何？

我看着你，永不厌倦，

你总有新知教授我。

你的植被，治愈伤痛，

你的水源，浇灭干渴，

我的村庄，陪伴着我，

养育了我；

我总有人可求助，

总有人愿意助我。

噢，卡拉库姆，我永远不会离开！

噢，我的村庄，你是我的家园。

尽管原诗的形式美感在翻译过程中失掉了，但残留的字面意义中依然能窥见一种现代人罕见的天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神智清醒的人写的诗，遇到迷狂中人的诗，便黯然无光了。”在黑沙中的村庄里，在圆顶毡房的红色地毯上，这句话有了鲜活的意义。煮奶是一项不能离人的工作，稍微不注意，奶沫就容易溢出。但这并没有妨碍奥居尔纳尔在灵感来临时马上丢下奶锅，记下稍纵即逝的诗句。

《中亚行纪》的彩图中有一张奥居尔纳尔的照片，尽管当时是白天，但画面整体是暗沉的色调。她穿着利于保暖的超大方领毛衫和黑底花裙子，包着绛红色的头巾，身后是粗壮的网状编壁和粗大的绳结，左边是一个木柜，木柜旁似乎是灶台，台上摆着一个金属锅。摊在地上的笔记本，是画面中唯一明亮的区域。

奥居尔纳尔或许就是辗转在木柜与奶锅之间吧，有想法了就趴在柜子上，从纸的一侧开始写一段，然后合上本子，回去搅拌锅里的奶。等到下一次灵感来的时候，为了与上一次的创作区分开，就从纸的另一侧开始写。久而久之，错落有致的诗节就自然呈现了出来。

实话说，我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礼赞之情。用埃丽卡的话说，奥居尔纳尔生活在一个“无垠小世界”中，而我与埃丽卡都生活在一个有边的大世界中，这个边可能是国界，也可能是地球岩石圈的边缘。

在《中亚行纪》中，奥居尔纳尔像是一段似乎连作者都只能记述下来的短暂插曲。插曲过后，她随即回到了舒适区。接待她的那名18岁司机在峡谷中说：“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土库曼斯坦总统）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不行，谁也不能批评他！就算我要批评谁，也是批评我自己。”埃丽卡说他：“一方面像小孩一样天真，一方面又很严肃。”她无法议论奥居尔纳尔，却能够对小伙子进行明确的判断。这或许就是诗与理论的区别吧。

假传统

前面说过，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有明显的区别。这在埃丽卡入境后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她发现：“这里的人嘲笑政客，公开拿他们开玩笑，甚至总统。”这与那个在沙漠峡谷中都要赞美总统的土库曼斯坦小伙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如果这就是埃丽卡的全部发现，那也就用不着亲自来到这个山巅之国了。

她接触到了好几名“抢婚”的受害者。抢婚在吉尔吉斯语中写作ala kachuu（阿拉卡丘），意思是“抢夺并逃跑”。26岁的玛丽亚姆，与埃丽卡见面时是一名有两个女儿的农妇，但时间倒回七年前，这绝不会是她想要的人生。

玛丽亚姆出生在村里，考入首都比什凯克的大学修习德语，19岁时是大二，准备本科毕业后与男友移民德国。玛丽亚姆的闺蜜说自己要结婚了，想请她去做伴娘。结果在半路上，朋友的“未婚夫”就把她拖进了一辆车，开回了自己的村子。玛丽亚姆在路上才明白，原来要结婚的不是闺蜜，而是自己。到了“未婚夫”的家里时，她发现父母、闺蜜和男友都在，她的妈妈哭了，男友甚至说要殉情。但是，婚礼还是在一个月后举行了。完成学业和移民德国从此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梦。

在接受埃丽卡采访时，玛丽亚姆说自己“很幸福”，“孩子出生之前我常常想到以前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再也不想了”。她承认抢婚是一种普遍的习俗。她的母亲、她弟弟的女朋友，都被抢了。除了孩子以外，客观因素和心理因素同样拴住了女人。另一名接受埃丽卡采访的女性说得很明白：“我又能去哪儿呢？我没工作，没文凭，没有自己的钱。他也不算一个坏男人，真的。他不喝酒，也不打我。他尊重我。”

从违背妇女意愿的角度来看，抢婚与我国的妇女拐卖是相似的。但两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除了买家扎堆的“光棍村”内部以外，妇女拐卖都被视为“案件”，受害者家属一般也会努力寻找。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抢婚”披上了一层文化传统的外衣。

西方读者或许会联想到德国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名画《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画中宙斯的两个儿子骑着高头大马，劫走了两名体态丰腴但似乎并不抗拒的年轻女子。“阿拉卡丘”也有同样的传统背书。据说，吉尔吉斯人（即我国境内的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就有阿拉卡丘。

然而，吉尔吉斯斯坦律师巴努尔·阿卜迪耶瓦（Banur Abdiyeva）表示，《玛纳斯》中只字未提阿拉卡丘，而且这种“传统”始于苏联时代的集体化时期，在苏联解体后变得越发盛行。尽管阿拉卡丘无法追溯到上千年前，但几十年的积淀足以让过去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让陋习变成身份认同与男子气概的象征。当然，类似的“伪传统”绝不仅仅是所谓偏远落后地区的专利。

埃丽卡在吉尔吉斯斯坦还见到了一种传统：养鹰。这是传统游牧生活的必备技能。从1980年开始养鹰的前会计伊申别克（Ishenbek）说：“我们的祖先没有武器，打猎只用鸟。”但自从政府推行定居化以来，养鹰就随着游牧生活一起消失了，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以旅游项目的形式重生。

伊申别克的徒弟塔尔加尔别克（Talgarbek）开发了一套成熟的体验游，高潮是猎兔。只见车门打开，瑟瑟发抖的兔子跌跌撞撞地乱跑，塔尔加尔别克让埃丽卡摆好镜头，然后解开蒙住鹰眼的黑布。转瞬之间，鹰爪就牢牢地抓进了兔子的皮肉，开始大快朵颐。一套富有冲击力的照片诞生了，游客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长久的谈资。凭借这门技术，塔尔加尔别克盖起了小楼。

不过，他的师傅批评他的旅游项目变味了。伊申别克说，“养鹰对塔尔加尔别克来说只是生意。他坐在家里等游客电话。他都懒得出去打猎，他只参加比赛和节日。他搞的那个兔子表演真是丢人。丢人！”趁着摄制组来拍纪录片的机会，伊申别克带着埃丽卡去了山上。

可惜，由于伊申别克的鹰还小，难以独自打猎，所以为了节目效果，摄制组还是放出了箱子里的一只小狐狸。顷刻过后，狐狸就遭遇了和塔尔加尔别克的兔子一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