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提督着丁汝昌补授，北洋海军左翼总兵着林泰曾补授，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着刘步蟾补授。钦此。”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五，光绪帝载湉颁布上谕。继三个月前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后，皇帝又为这支新式舰队任命了高级指挥官。

38岁的林泰曾和37岁的刘步蟾，是11年前清廷派往英国的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未能考入海军军官学校接受正规训练，只有上军舰实习的经验，被海军史学者马幼垣评价为：“就算尚不足指为彻底失败，再慷慨也只能说他表现一般而已。”林泰曾的经历也相差无几。但两人毕竟管带过炮艇、监造过军舰，在当时也算是专业人士。

52岁的丁汝昌，清朝最现代化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却是一个毫无海军学术积累，从淮军练勇出身的旧式陆军武官。直到这次任命，他才卸任了绿营总兵的官职，获得正式的海军职务。这样一个人物的背后，是晚清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矛盾的集中体现。

丁提督到底从何而来

清代官员文尊武卑，在《清史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官传记从家庭出身、少年经历、科举功名到官阶迁转，时序准确、事件清晰。武官即便官拜一品，也常常像石头里蹦出的孙猴子，突然就以将军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

丁汝昌正是如此。《清史稿·丁汝昌传》以“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积勋至参将。捻平，赐号协勇巴图鲁，晋提督”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他参与北洋海军事务前的全部经历，从生辰年月到家庭出身一概从缺。

后代历史学者从族谱中找到记载，确定丁汝昌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初十，家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农村，幼年丧母，少年丧父，成长中的困窘可想而知。这样的农家青年，显然没有读书科举的资本，如果不是战乱到来，可能只会在日日耕作中了此一生。

丁汝昌自称“于同治元年（1862年）投效淮军，转战江浙皖楚东豫直隶陕甘等省”，亦即26岁时当兵。这与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间吻合。但从清代起，丁汝昌“出身不正”的说法就颇有市场。

年代较早的说法，来自翰林院编修、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二十七，亦即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自请从军，呈文中大骂丁汝昌是“皖捻余孽，庸猥下材，用便妄为功名之阶，知兵轮为毡膏之地”，直指丁出身捻军。

捻军在中原活动，向南只到淮北亳州、涡阳一带。身处淮河以南庐江的丁汝昌如何能远程投捻，是一个技术问题。曾广钧的说法缺乏旁证，却后继有人。民国年间，庐江人陈诗为丁汝昌这位著名同乡作传，提出了一个新说法：“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

把捻军换成了太平军，一下就切合了历史背景，增加了不少可能。太平军攻陷庐江是咸丰三年（1854年），此时丁汝昌十九岁，恰是容易被抓壮丁的年龄。七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程学启在安庆率所部82人投诚湘军，丁汝昌自然是其中之一。次年，曾国藩将程学启管带的开字营划拨给李鸿章的淮军，又能解释丁汝昌何以成为淮军一员。

陈诗的说法传奇又合理，被许多学者视为史实。丁汝昌关于直接加入淮军的自述，则被认为是掩盖出身的虚词。就像日后李鸿章保荐丁汝昌留任北洋水师时，说他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但档案史料却显示，长江水师成军之时，丁汝昌正在追随淮军将领刘铭传追剿捻军。

丁汝昌第一次出现在档案史料，是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这一年，刘铭传率铭军在鲁西豫东追剿捻军。十月初一，铭军在山东巨野县的马山口遭遇捻军。“我军前进一步，该逆即退一步，追十余里，田履安、丁汝昌二营冲入贼阵，各营赶上猛进，贼众纷纷溃散。”李鸿章在奏折中如此描述丁汝昌的功劳，这样的记录随后绵延不断，而长江水师在这一年十二月才宣告成立。

主张丁汝昌出身太平军的人，同样以这一条史料作为依据进行论证，声称丁汝昌如自己所说在同治元年从军，四年时间怎么可能提拔为一营之长？这说法看上去有道理，但忽略了现实，淮军将领吴宏洛、苏得胜、聂士成都在投军四年内当上营官，丁汝昌显然不是什么特例。

一马当先、勇于陷阵的一线武官，是此后十年间丁汝昌在清廷档案中的标准形象。丁汝昌随铭军追击流动作战的捻军，从华北缠斗到湖北，又从湖北转战到苏北，刀口舔血、锋镝余生，以捻军的血染红了顶戴。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覆没时，丁汝昌的官阶已晋升为记名总兵加提督衔（中将加上将衔），并获得协勇巴图鲁称号和赏穿黄马褂的待遇。

同治九年（1870年），丁汝昌随刘铭传开赴陕西后，晋升为指挥数个营的统领。陈诗的丁传在这里讲了另一个故事：丁汝昌驻军陕西时，刘铭传奉命裁军，选中了丁的队伍。丁汝昌写信抗议，刘铭传大怒，打算将丁召到大营处决。有人透露了消息，于是，丁汝昌带着12名亲信骑马奔回了老家。

刘铭传在同治十年（1871年）以养病的理由交卸职务，离开陕西。如果陈诗所说属实，应当发生在同治十年之前。但同治十一年还有丁汝昌禀报所部溃变的文书，光绪元年（1875年）陕西邠州大佛寺的重修碑记中，“钦加提督衔遇缺题奏总镇统领铭右全军协勇巴图鲁丁汝昌”的字样赫然在目。

这一段故事的错位，让人怀疑陈诗关于丁汝昌出身太平军的说法，也不过是曾广钧“皖捻余孽”的另一种演绎。不过，现实中的丁汝昌确实在光绪三年四月交卸职务离开铭军，十一月间得到光绪帝召见后发往甘肃任职。

但是，丁汝昌没有回到西北，而是留在天津，追随其淮军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与北洋海军的缘分，也自此而始。

杀人的本事成色几何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向朝廷奏称，组建中的北洋水师“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而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于是请求将他留在北洋任职。

此时的李鸿章正如日中天，淮军各营遍布北洋，资历、经验和见识胜过丁汝昌的将领不知凡几。李鸿章为何会选择丁汝昌这样一个战功并不突出、学识亦不出色的旧部留在北洋水师，更在日后拔擢为北洋海军提督？这一直是历史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抛开这些说不清楚的缘故，不妨把丁汝昌看作淮军这支旧式陆军的代表，看看他的军事知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养成，究竟具备哪些能力。

中国近代史，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从军事史角度观察，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机动灵活，震撼了清廷上下、朝野四方，却没有给清军带来多少具有近代色彩的实质影响。有识之士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传承了200年的绿营早已腐朽不堪，武官更是以能书善画为追求。晚清名臣姚莹批评：“近时武人大都习为文貌，弃矛戈而习礼仪，以驯顺温柔取悦上官。”江苏武进人汤贻汾历任山西大同镇都司、浙江衢州镇游击、乐清协副将，看上去是久历戎伍、戍防南北的武官，但他闻名于世的却是绘画。《清史稿》都说：“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唯汤贻汾、戴熙二人。”

这样的武官，自然无法推动军事进步。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后，清军与太平军交战时，使用的仍然是前膛炮、鸟枪和冷兵器，技战术比明清战争时代还要落后。光绪朝名臣荣禄的父亲长寿、伯父长瑞都是实缺的总兵，正二品的高级军官，在追击太平军途中遭遇伏击，仍要在战场上“持矛相救”“操戈转斗”，双双阵亡于白刃战中。

丁汝昌从军的时代，清军状况正是如此。军事技术水平与日常农业生活差距不大，被信仰狂热鼓动的百姓，依靠冷兵器就可以把八旗、绿营等职业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与二十年后以英语喊口令，靠射表确定射击角度，完全超越平民日常生活经验的北洋海军相比，不啻于天地之别。

淮军与其他绿营、练勇有所不同。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在湘军领袖曾国藩支持下组成淮军，乘轮船增援上海。抵沪之后，李鸿章很快认识到现代武器与新式操练对部队的重要性。淮军虽然还保持和湘军类似的营制，却抛弃了小枪、刀矛、抬枪、劈山炮，改以毛瑟枪和克虏伯过山炮为基本武器，以炮火轰击、列队射击加刺刀冲锋为基本战术。

淮军早期将领中，不乏儒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格物致知”的教诲与现代军事经验结合，很快就撰写出一批军事教材。淮军盛字营统领周盛传，针对后膛枪使用编写了《操枪程式十二条》；鼎字营统领潘鼎新，写出《洋枪队大操图说》。初入军营的丁汝昌，想必也要一边背诵操枪程式，一边学习使用步枪。

战争是最高效的选拔机制，它既淘汰庸才，也淘汰衰鬼，让勇敢又有好运气的人物脱颖而出，丁汝昌就是其中之一。淮军转战上海周边的过程中，一个通晓枪械、背熟教条，又敢于奋勇冲锋的士兵，有机会升任管理十余名士兵的什长，可以下达最基本的命令“开火”。几次战斗不死，还会晋升为管理八名什长的哨官——相当于后来的连长。随着淮军扩充，成为管理四名哨官的营官——相当于后来的营长，也不是难事。

明代将领戚继光说过，战争是“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淮军的战斗方式也谈不上多壮观，与同时期的欧美军队的“排队枪毙”颇为类似。什长带领士兵站成横队，组成基本的射击队列。哨官根据地形，组织各横队根据地形排列组合，形成战线。营官调动指挥四个哨彼此配合，或是结成方阵，或是一字排开，以集体行动形成火力，待战线接近就展开白刃搏斗。

历代名将把数万大军指挥如臂的经验，在晚清已经失传。即便是努力学习新知识的淮军将领，也很难成为合格的指挥官。淮军开字营统领程学启——那位据称带领丁汝昌叛离太平军的将领，李鸿章认为他“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已经是“勇略皆裕、战守可靠”，甚至专门感谢曾国藩“安庆分遣此将，实感师门与沅丈厚赐”。

即便是统率数个营的淮军高级指挥官，也要亲自率队冲锋。潘鼎新、周盛传都曾在一线战斗中负伤。程学启更是在战事不利时亲自操作火炮抵御，最后也是在攻打嘉兴时头部中枪身亡。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丁汝昌，具有丰富的战阵指挥和白刃格斗经验。担任营官时，一次全军遭到捻军包围，丁汝昌率部“伏地揉进，施放排枪”，以暗中匍匐前进加火力突袭将包围圈打破，颇能显示其勇猛坚忍的作风。在陕西驻防时，他统领骑兵，经常进行侦察和突袭，又带来不少新的体验。

但是，这些军事经验对于统带舰船、指挥海军，究竟有多少用处？答案不言自明。丁汝昌的文化水平，能依靠师爷起草文牍，也能亲笔书写函件，但对数学、地理、外语等指挥海军必需的知识技能，仍然一概阙如。

总结起来，李鸿章选择丁汝昌参与北洋水师，并不在乎他的学识如何。所谓丁氏作为“久经大敌者”，可以与年轻战舰管驾“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也不过是托词。李鸿章只是要选择一个忠诚的仆人，作为他在北洋水师的代理人。丁汝昌雀屏中选，只是恰逢其时。因为丁汝昌没有海军常识，才不会对李鸿章建设海军的指令要求另有想法；因为丁汝昌在北洋没有根基人脉，才能对好不容易抱住的大腿——李鸿章俯首用命，供其驱使驾驭。

兼差海军十年间

丁汝昌在北洋水师的第一个职务，是以他提督衔总兵的职级，担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船”的差使。此时的清廷新式海军方兴未艾，重镇是福州马尾的船政局，拥有以巡洋舰扬威号为旗舰的11艘新式舰船。船政学堂的第一批留洋学生已经归来，日后丁汝昌的左右手林泰曾、刘步蟾，都身列其中。

相比之下，北洋水师阵容简陋，只有8艘400吨上下排水量的炮舰。但李鸿章已经投入重金，在英国订购了6艘巡洋舰，在德国订购了日后称雄东亚的定远、致远2艘铁甲舰。丁汝昌这年45岁，于此时加入北洋水师，可谓适逢其时。

光绪六年（1880年），丁汝昌奉命率队赴欧洲考察海军，并在英国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经历。丁汝昌在这次使命中的角色，也是他在北洋水师中角色的一个缩影——只要充当好李鸿章的传令兵，上传下达即可。专业性的工作，自有船政学堂毕业生和洋员顾问来处理。

随同丁汝昌出行的有：镇西炮舰管带林泰曾、镇南炮舰管带邓世昌，两位前英国海军军官——北洋水师总教习葛雷森、洋管驾章斯顿，以及用于驾驶两艘巡洋舰回国所必需的官兵。一行人共计264人，自光绪六年十一月从上海乘船出发，到光绪七年一月抵达英国伦敦开始验收，三月前往德国考察定远、镇远两舰建造，再到七月率超勇、扬威从英国启程，九月抵达上海。

丁汝昌出现在参观、宴请、考察等种种场合，但都只是列名而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等待接收战舰时，召集全体官兵训话，要求士兵早晚站岗点名，官员按既定的军舰勤务要求办公。而这，正是他作为中下级武官最熟悉的事务。即便如此，首次成功带回两艘巡洋舰，也是大功一件。丁汝昌获得朝廷赏赐的正一品封典和西林巴图鲁封号，并将“督操北洋水师跑船”的临时头衔，更换成了“统领北洋水师”，名头更进一步。

拥有了远洋能力的北洋水师，很快参与到清廷对外事务当中，作用愈发重要。丁汝昌的忠诚表现，也为他赢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得以继续统率这支不断扩大规模的舰队，直至正式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只是，对于清廷、北洋水师和丁汝昌自己，这都算不上一件好事。

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欠饷的京营士兵暴动，捕杀主张借助日本人力量推行“开化”政策的王妃闵滋暎一党。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昰应，乘机执掌朝政。而日本政府蠢蠢欲动，派遣军舰进驻临近国都汉城的朝鲜西岸港口仁川。

北洋大臣负有对外交涉之责，处理朝鲜变乱的使命落在李鸿章身上。放在几年以前，派兵从天津到汉城，行程1300公里以上，如今有了远洋舰队，可以朝发而夕至。李鸿章决定派兵前往朝鲜探察形势之后，丁汝昌迅速率领三艘军舰掩护2000余名淮军官兵进驻仁川。

随后，丁汝昌与马建忠、吴长庆等人商议抓捕了大院君，由北洋水师派军舰将其运回中国，关押到了保定，恢复了朝鲜的局面。从事件发生到结束，只用了33天时间，北洋水师带来的机动能力，对清廷控制这仅剩的藩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积劳成功，丁汝昌于处置“壬午兵变”后获任直隶天津镇总兵，这是正式的绿营高级武官职务。太平天国战争后，清军武官名位废弛，一个营官也拥有提督、总兵的高级官衔，但只是“记名”的空衔。实缺总兵则是难得的高级职务，相当于宣告一名编外武官正式成为朝廷命官。按照当时习惯，即便是实缺，丁汝昌也无需到任，仍是继续统领北洋水师。

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新式海军的概念虽已萌生，仍然不被清廷视为独立的军种。让一位陆军武官担任舰队司令没有问题，给这位舰队司令加上绿营正式官职，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水师训练、指挥的具体事务，也无需丁汝昌多加费心。光绪八年秋，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毕业的海军中校琅威理，担任水师总监督，实为副司令官。琅威理在英军中只担任过炮艇艇长，但治军严格、办事勤勉、执纪严肃，与丁汝昌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北洋水师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只怕琅副将”的俏皮话。

尽管有洋员辅助，但身为一支舰队的司令，丁汝昌的能力仍然时时显出短板。光绪十一年九月，北洋水师接收定远、镇远两艘德造巨舰。由于国内没有吃水20尺以上的船坞，两艘船的上油修理只能到日本长崎进行。

光绪十二年七月，丁汝昌率舰进驻长崎。时值夏季，正是夜游之时。长崎又是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灯红酒绿、歌声绕梁、游女如织，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同样店铺林立，上岸饮宴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勾引得舰上水兵难以安心。七月十六，亦即公历8月15日，是个星期日，水兵看到长崎市面更加热闹，纷纷要求上街游览。

丁汝昌带领练勇多年，就熟知“行军不穿镇、扎营不进城”的道理。这次到了长崎，在七月十四已经发生过个别水兵和日本警察冲突事件，对放假上岸十分谨慎，直接予以拒绝。但在水兵一再请愿下，琅威理从海军惯例出发，建议允许上岸休息。丁汝昌不好再作拒绝，又下令禁止携带武器，并派出12名水兵头目巡查纪律。

谁料当天晚上，中国水兵与日本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殴斗，中方死伤50余人，日方死伤30余人，是为“长崎事件”。事发之后，清政府驻日公使徐承祖认为日本方面所谓责任源自中方的说法毫无道理，判断这是日本方面有预谋的袭击，准备聘请律师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并向李鸿章建议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断绝邦交、停止通商，以表明态度、施加压力。李鸿章不同意这一压迫式的做法，转为通过德国等方多做沟通转圜，最后以中日双方各自赔付医药费和抚恤金了结。

这一事件中，丁汝昌几乎成了稻草人，除了报告情况毫无作为。这也是他在北洋水师地位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李鸿章对这位忠实执行命令的老部下颇为满意，不但替他为长崎事件中的责任辩解转圜，还在即将正式获得编制，从北洋水师转为北洋海军的舰队中，为他预留了位置。

长崎事件后，北洋水师进一步扩充，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先后回国加入序列，福州船政局自行建造的平远号巡洋舰也北上入列。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二十八，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海军史学者姜鸣认为：“它的颁布，标志着北洋海军这支洋务运动中创建的舰队，至此正式成军。”

北洋海军成军的同一年，日本海军提出《第二期扩充军备案》，经过三年的争取，获得内阁通过。日后闻名甲午战争的吉野号巡洋舰，正是这一方案的产物。这时的大清帝国王公大臣们，还在盘算着如何以海防经费的名义，冲抵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花销。站在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号铁甲舰舰桥上的丁汝昌，更不会知道这支舰队连同他的海军生涯、他的生命，都将在七年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