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1928年6月4日凌晨，一辆蒸汽机车拖带着19节车厢驶离皇姑屯火车站，沿京奉铁路东行，陆续穿过与日资南满铁路交会的三孔桥路口，距离奉天火车站不到3公里路程。5时23分，第9节车厢刚刚驶出桥洞，突然两声巨响，车厢炸裂、大火燃起、黑烟腾空。幸存的人们呼喊、挣扎，几个人在距离第10节车厢残骸三丈多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军服破碎、颈部流血的男子，将他送上赶来的汽车，直奔奉天而去。

被救走的男子，是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同时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代元首。4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在奉天市内大帅府去世。他的临终遗言版本众多，最一致的内容是“叫小六子快回来”。长子张学良是他死前最后的牵挂。这起以皇姑屯命名的爆炸案，不仅发生在铁路交会路口，也成为改变奉系军阀命运乃至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十字路口。

死亡列车时刻表

皇姑屯事件震惊中外。北洋军阀最后的大帅，以爆炸这样激烈的方式遭到刺杀，本身就具有极度的戏剧性和吸引力。事发之后，新闻记者跟踪报道，几十年来亲历人士反复讲述，各种小道消息流传于世，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加上历史学者的考证、讨论，这使张作霖走向死亡前最后的活动，可以得到细致还原。

1928年6月2日深夜，张作霖一行在北京正阳门东火车站登上专列，准备返回奉天。此前，张作霖出关决定已经公开，行程预先发电给沿途军政长官。象征北洋政府治权的大元帅印信、旗帜和内阁大印、外交部条约档案等物品，已由侍从武官长许兰洲押送奉天。在北京生活的年幼子女，由最受宠爱的五姨太寿懿带领，乘坐前一班列车离开。

6月3日1时许，专列鸣笛启程。这列火车前后设有铁甲车厢和卫队车厢，第8至第14节的特等车厢里，除了张作霖还有国务总理潘复、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农工总长莫德惠、实业总长张景惠、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等内阁高官，参谋长于国翰、副官长杨毓珣、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嵯峨诚也等军事幕僚，以及六姨太马岳清、三子张学曾和几名仆役。担任第3方面军团长的张学良，以及第4方面军团长杨宇霆登车随行。

半小时后，专列停靠在丰台火车站，张学良、杨宇霆下车回京，处理奉军撤回关外后续事宜。3时许，专列抵达天津，潘复、町野等人下车，准备去见前一天抵津的第2方面军团长张宗昌。前陆军总长鲍贵卿也下了车，他做过黑龙江、吉林督军，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次子娶了张作霖长女。这位亲家下野后把家安在天津，原本就是送行兼搭车，道别后便回了家。15分钟后，专列离开天津，向山海关开去。

皇姑屯事件过于震撼，让中途下车的人变得可疑，衍生出多种版本的传闻。据称，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也在车上，原本打算陪张作霖回奉天。车抵天津，家里副官上车通报，称日本领事馆告知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要来拜访。靳云鹏下车回家，可等了一天也没见到坂西，看到爆炸消息才醒悟是日本人救了自己一命。

但是，靳云鹏并未跻身当时新闻报道的登车人员名单，而恰于前一年6月在天津见过坂西。回忆此事的张联棻不在现场，他是否把时间与事件错位衔接成了阴谋论，亦未可知。

同样，担任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曹汝霖回忆，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忠于张作霖、反对日本少壮派侵华政策，曾叮嘱张要在白天抵达奉天，这就是对皇姑屯事件的暗示。但张作霖专列预定抵达奉天时间正是白天。而且，另一位日本顾问嵯峨诚也没有下车。町野这所谓的“叮嘱”既没有准头，又瞒内不瞒外，大可不必当真。

张作霖的专列在6月3日中午通过唐山，16时抵达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在山海关上车迎接，充分表示对结拜兄弟的支持，也凸显出自己在东北一众文武大员中仅次于张作霖的地位。当天车上晚餐的菜单保存了下来，共有六个菜：肉丝烧茄子、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烹虾段、辣子鸡丁，以及一道汤。入夜，张作霖招呼众人打纸牌作乐。

专列上，张作霖住在设施豪华的第10节车厢，这原是为慈禧太后准备的包厢，铁路系统称为“蓝皮花车”。6月4日凌晨，专列离开皇姑屯火车站时，张作霖、吴俊升两位老兄弟和大帅府校尉处长温守善正在这节车厢，其他人或在自己车厢铺位上休息，或是起身整理行装。奉天就在眼前。

5时23分，守候在三洞桥路口不远处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看到第9节车厢驶出桥洞，一把按下了引爆装置。预先装设在桥墩处的120公斤黄色炸药，彻底摧毁了第10节车厢。事后照片显示，只有前立面留在底盘上，其他部分不见踪影。

爆炸波及的中心区域，大约在第10节“蓝皮花车”与第11节餐车之间，乘客死状凄惨。张作霖的理发师陈蛮子、餐车仆役李子亨都死在这里，尸体烧焦。还有一名女子被甩出餐车遇难。

前后几节车厢里，随同张作霖的一众高官幕僚，或多或少受了些皮肉之苦，日本顾问嵯峨诚也也不例外。众人从震惊伤痛中醒过神来，赶快寻找张作霖，发现他被抛到车外，血流不止，但意识还算清晰。此前，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在皇姑屯火车站迎接张作霖，随后乘小轿车跟随，迅速赶到现场。温守善、张学曾将张作霖抬上小轿车，匆忙送往城内大帅府。

吴俊升倒在车厢残骸里，其他人找来一架马车将他就近送医，但是为时已晚，一枚道钉打穿了他的头部。事后统计，全车死亡20人、伤50余人。一代枭雄张作霖的历史，就在这一天落下帷幕。

狼狈的末代元首

张作霖起身草莽，1919年44岁时控制了东三省军政大权，成为与直系、皖系鼎足而立的奉系领袖。他所辖军队从一个陆军第27师，扩充为20余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开始不断插手关内政局，乃至攫取北洋政府统治权。

1920年，张作霖对东北讲武堂学生训话时，流露出入关争霸的野心：“袁大总统时候，调我进京，我想这回坏了，到那说什么，见了那些大人、先生怎么说话。跟人学了点客套的话，还觉心里没底。后来到那里怎么样啊？那些大人先生们，说话文绉绉的，是比咱们强点，但若遇到挠头事，一样抓家活，还不如咱们有点办法呢。小子们，你们别听驴叫呼，现在是民国，人人都有当大总统资格。你们好好干，将来我领你们到大门楼里吃去”。

言论很快付诸实践，但大门楼并不好进。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吴佩孚指挥的直军赶出山海关外。退回东北后，张作霖启动改革，整理财政、发展商业，启用少壮派将领整军经武，大力更新武器装备和军官素质。2年后，张作霖再度挥师入关，一举击败老对手吴佩孚，成功入主北京。

随后数年间，张作霖势力沿津浦铁路扩张到江苏、沿平汉铁路抵达河南，控制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十省区。这是张作霖一生权势的顶峰，但最后就是下坡路。直系新秀孙传芳崛起，驱逐了安徽、江苏的奉军。几个最有能力的统兵大将内讧，张学良最倚重的郭松龄造反，杀死了另一员大将姜登选，军内元气大伤。

从广州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一路凯歌，迫使张作霖和过去的敌人走到一起。他收留了战败的孙传芳，一度和吴佩孚结盟。但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与盘踞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阎锡山晋绥军结为一体，张作霖疲于应付。

总统要由议会选举产生，是民国仅剩的共和传统之一。直系军阀领袖曹锟要当总统，光有军队不行，还要靠贿赂议员投票才能实现。风雨飘摇之下，张作霖没有威信，也没有资源去实践“人人都有当大总统资格”的梦想，可又不甘心供奉其他人在自己之上。1927年6月，他抛弃做临时大总统、临时执政的设想，由“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升级为“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这一新名义自任为国家元首，并派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

内外各界反应冷淡。北洋政府元首更迭时，外交部按惯例邀请各国公使召开茶话会通报。但公使们要求以张作霖个人名义发邀请函，以回避参会和承认安国军政府划上等号，否则就避而不见。

张作霖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就在这一片愁云惨淡中到来。1928年的第一个好消息，是涿州守将傅作义在1月15日出城投降。这是阎锡山投靠国民政府后的一着险棋，傅作义率六千余人的一个师突袭京南涿州，威胁京汉铁路交通。奉军先后动员十余万人，张学良亲自出马指挥，大炮、飞机、坦克、毒气、爆破等新旧手段全都用上，90天内六次总攻，依旧没打下来，最后还是守军弹尽粮绝，主动投降。

京汉铁路终于畅通，但这个胜利已经没有用处。国民革命军分路围攻奉军在关外仅剩的直隶、山东地盘。4月间，奉军沿平汉铁路反攻河南，在彰德一战击败冯玉祥部，但津浦铁路沿线的张宗昌、孙传芳部面对蒋介石部屡战屡败，5月1日放弃济南。彰德奉军只得后撤，连石家庄都把守不住，战线一路北移至保定。

此前，张宗昌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允许日军派兵进驻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6000余名中国军民遭杀害。事件一度迟滞国民革命军北上的节奏，但张作霖看清大局难以挽回，日本人的介入不会改变全局。他一面释放停战信号试探，一面派人到滦东构筑工事，为退回关外做准备。

5月下旬，保定、沧州先后失守，国民革命军的4个集团军从不同方向逼近北京、天津。5月30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关外总退却。6月2日，张作霖通电全国，表示“不忍穷兵黩武，整率所部退出京师”。他无法料到，挣脱了国民革命军的包围，却一脚踏入日本人的陷阱。

张作霖像，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与日本渐行渐远

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关系密切。他成为奉天督军之后，身边始终跟着日本顾问。历任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是大帅府的座上常客。

1924年，张作霖正是通过其日本顾问松井七夫——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冯玉祥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这一条线传递钱款，避开了中方耳目，完成了收买冯玉祥的动作，确保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对张，率领奉军最精锐的部队杀到巨流河畔。关东军一边禁止郭松龄进入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一边向张作霖部提供弹药和情报支持，张作霖侥幸取得胜利。

张作霖在很多方面对日本方面有所让步，但仍保有底线，尤其是对日方修筑铁路深入东北的要求极为提防。1927年10月，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前往北京，与张作霖谈判修筑敦化至图们、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延吉到海林、从洮南到索伦五条铁路。张作霖明白，一旦签订合约，举国骂名随之而来，政治上更加无法立足，于是对满铁签约要求口头承诺，行动却一拖再拖。

1927年5月，山本条太郎赶到北京再度要求签约，张作霖将事情推给交通部，但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躲到天津避而不见。几番磨蹭，才由代理交通次长赵镇出面签署了其中一条铁路的承建合同。张作霖还私下抱怨：“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

济南惨案后，张作霖颇为愤怒，指示山东当局要有抗议表示。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会见张作霖，要求中方对济南日本侨民死亡负责。“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张作霖直接表示，“这个臭皮囊我不要了，也不能做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的事情。”

芳泽谦吉又劝张作霖尽快撤回关外，并威胁如若兵败溃退，山海关的日本驻屯军可能会将奉军缴械，若战乱波及东北，日方将采取“有效措施”的威胁。张作霖通过军政府外交部回复：“关于战乱波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来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张作霖对日本高层的动向判断并无大的错误，所以才不加提防地动身返奉。但他对日渐激进的日军少壮派军官显然一无所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眼里，张作霖身边的松井七夫、町野武马等日本顾问恬不知耻，“对满洲二十万同胞一天天被侵蚀，不仅冷眼旁观，还胡说什么都是日本人坏，一味迎合张作霖的意旨”。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普通的民间商业纠纷、关外老百姓对待日本人的态度，都成为他们认为张作霖忘恩负义的证据。

在这样自我洗脑的思想指导下，河本大作等提出将退回关内的奉军缴械：“以这个没有武力的张作霖为对手，才能一气呵成地解决正在丧失的涉及几千件有关我国权益的问题。”这一方案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首肯。1928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及第14师团一部、第40混成旅团向奉天集中，但首相田中义一迟迟不下定决心。

随着时间推进，河本等人愈发激进，认为奉系只是一个“由磕头拜把子的关系结合起来的私党”，只要头目一死，就会四散。于是，“干掉张作霖”成为唯一的办法。在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支持下，河本大作与日本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等人沟通，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但他低估了奉系集团的组织程度，反而一手把东三省推向了与国民政府统一。

这张日本明信片出版于 1930 年代初期，以诡异的方式纪念皇姑屯爆炸事件。

寂寞身后事

张作霖一生迎娶了六房妻妾，生育了14名子女。他身死之时，除元配、张学良之母赵春桂，以及三姨太戴宪玉已经去世，还有继配卢寿萱、四姨太许澍旸、五姨太寿懿以及随侍张作霖回奉并在皇姑屯事件中受伤的六姨太马岳清。这4名妻妾，抚养着5个未成年的儿子、2个未出嫁的女儿。张作霖死后，他们依旧生活在大帅府中，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移居天津。

子女生活颇受张作霖之死影响。次女张怀英嫁给内蒙古达尔罕旗亲王的长子林沁色鲁布，婚姻不幸，早已回大帅府居住，却受张作霖要求不得离婚，直到皇姑屯事件后才得以解脱。五女张怀曦早早许诺与靳云鹏之子，也在皇姑屯事件后解除了婚约。

受到刺激最大的，当然是长子张学良。他出生于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而张作霖身死的1928年6月4日，也是农历四月十七。这一天，送走了张作霖之后，张学良为了显示局势稳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杨宇霆、孙传芳等安国军将领和北京名流参加。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受邀出席，他回忆“我到了会场，一眼就看出气氛有些不对”，但“张学良一点也没有慌张的样子”。

镇静来自于无知。张作霖的五姨太寿懿是晚清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女，张作霖又常带她出席各种公共场合，遇事颇有主见。张作霖伤重而死，她下决心严守秘密，对外宣称大帅正在调治，每天采购大批营养品入府，另派专人入关通知张学良速回奉天。寿宴当天，张学良得到的消息，只是皇姑屯发生爆炸，大帅负伤但无生命危险。

一旦知道实情，张学良的悲愤情绪无法抑制。父亲在伤痛中煎熬呻吟、走向死亡的时候，自己正在觥筹交错、酒肉争逐，大办28岁生日。强烈的对比造成沉痛的刺激，“我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我生日，一过生日我就想起我父亲”，这场宴会连同生日都成为不能触碰的禁忌。60多年后，90岁的张学良面对日本记者采访，仍然不忘强调：“我父亲死的那天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

退出北京的张学良，在滦州得到父亲的死讯，旋即化装成士兵，坐闷罐车厢返回奉天。1928年6月19日，张学良宣布接任奉天督办。6月21日，大帅府对外发布张作霖死讯，宣称死亡时间为当日子时。此前各方消息判断张作霖已经死亡，但却没有人能得到准确消息，连日方也没有采取行动。

6月30日，东北各报刊登了一份落款6月24日、号称在6月27日发出的通电，称于6月21日推举吉林督办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衔接上了张作霖之死带来的权力空白。7月2日，张作相请辞总司令一职，次日张学良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奉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唯一顺利将权力传递到第二代的集团。

早在事发之后的6月6日，《申报》就指出：“炸弹何人所投殊系重大问题，日人咬定系南军便衣队所为，但日人之嫌疑甚重。”张学良和奉系高官一致认为，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方要求，是遇害的直接原因。张学良在接任之后，就不断放出要与国民政府谈判的消息。

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客观存在，日方与奉系的利益仍然纠缠。7月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多次拜访张学良，指出：“如果君与南方( 指国民政府) 合作就是与日本帝国为敌，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损害了我方在中国的利益。”林久治郎甚至威胁：“如果东北当局不愿意维持现状保境安民，逆其道而行迎合南方，使东三省受到外来干扰，日本将从我方利益出发，采取非常手段。”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作霖身死半年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三天后，林久治郎宣称：“突然更换旗帜等于与日本断交。日本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采取坚决措施。”张学良只评论了一句“那也没办法”。多年后回顾这一段历程，张学良才吐露心声：“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

张学良接管父亲政治遗产的同时，也在筹办他的丧事。经过一番寻觅，在抚顺高丽营子为张作霖选了一块占地1200亩的墓地，命名为“元帅林”，于1929年5月动工，预计3年竣工。为了修筑这座陵寝，大帅府拨款500万元，奉吉黑热四省共出资1100万元，雇用工匠千余人，还从北京、东北各处的王爷坟及圆明园遗址中盗购了不少石刻构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元帅林营造工程停工，张作霖的遗体长期停放在奉天东关的竹林寺内。伪满洲国建立后，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任伪国务总理，为了收买人心，在锦县驿马坊石山脚下另购土地修筑陵墓。1937年6月3日，身死9年之后的张作霖下葬。

这时，东北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后退出了政治舞台，延续奉军的东北军分裂星散，张作霖的政治遗产只剩下斑斑残迹。张作霖下葬之时，中日关系日渐紧张，全面战争即将爆发。待到八年后战争结束，皇姑屯事件将作为日本侵华的证据，列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

这一切，张作霖都不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