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评述一个生活在动荡年代的人时，常常会用“被时代浪潮裹挟”这样的词语，仿佛当事人是没有运动能力的水母，只有极少数弄潮儿才是积极的力量。

德国漫画家芭芭拉·耶林（Barbara Yelin）的视觉小说《缄默》，用伊尔米娜在二战前后的经历表示，即使是高中辍学的普通德国女生也在奋力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留学英国，与一位黑人大学生相知相恋。但正因如此，她后来完全融入纳粹秩序的事实才更令人痛心，也更无法饶恕。她没有被蒙蔽，而是主动拥抱了纳粹。

一个普通的德国人

1934年8月，在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后不久，来伦敦学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尔米娜见到了一位终生争取弱势群体权利的英国伯爵夫人。伯爵夫人问她：“你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吗？你是犹太人？”伊尔米娜答道：“呃……都不是。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

在这本情节复杂、富有深度的视觉小说中，伊尔米娜的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我看来，这个看似空洞无物的身份认同，恰恰最全面地蕴含了伊尔米娜的人生。

伊尔米娜是1934年初来到英国的。当时，纳粹党已经上台一年时间了，出台了一系列反犹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医生和律师，禁止犹太人拥有农庄，对犹太人等“劣等人”进行强制绝育，第一批集中营也建立了起来。在1933年至1934年之间，一大批著名犹太人流亡海外，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尽管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五六年，但希特勒的暴行已经引起了英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普遍反感。在伊尔米娜与巴巴多斯人霍华德相遇的那场舞会上，一位英国大学生讥笑相谈甚欢的两人道：“你只是遵从元首的命令。日耳曼人，选择棕色！”

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的长刀之夜发生后，伊尔米娜寄宿的英国家庭在早餐 桌上说：“好像光杀死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还不够……现在纳粹要把自己的人也都杀死。”甚至在伊尔米娜就读的商业学校，同学们都会在上课时管她叫“那个纳粹姑娘”。

面对身边人的无礼对待，伊尔米娜没有逆来顺受。毕竟，当霍华德因为黑人身份受到侮辱时，她都会仗义执言，让霍华德评价她是“刚烈的姑娘”。在冷眼和冷语面前，她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回应策略，头一条就是强调个人志向与国家政策的独立性。

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把家里的钱都给弟弟们去念大学，伊尔米娜高中没读完就退学了。她来英国读商业学校，是为了摆脱“普通德国女人”嫁人生子的命运。尽管她做打字员独立生活的理想在英国也不时遭到嘲笑，但她毅然出国求学的决定本身就表明，她确实有理由相信自己与纳粹不是一路人。

整体来说，她对政治是一种冷感的态度。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破碎的生活》一书的作者康拉德·H. 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所说：“由于对政治缺乏兴趣，很少有年轻女性抵制第三帝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追求独立生活的德国女性呈上升趋势。尽管当时对女性开放的职业相当有限，但依然为不愿意困居狭小家庭天地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值得追求的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脱离政治的影响。

随着纳粹党上台，女性的职业前景骤然收紧。1933年，纳粹党宣传主管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Magda Goebbels）宣称：“如果一名德国女孩必须要在婚姻与事业中做选择的话，我们永远要鼓励她结婚，因为那是女人最好的出路。”

尽管由于劳动力的客观需求，纳粹党对女性就业的态度时有摇摆，但把女人赶回卧室与厨房的大方针从未动摇。初次与伊尔米娜见面时，伯爵夫人就说：“就目前状况来看，德国妇女很快就会失去一切权利。”伯爵夫人的预言无疑是正确的，伊尔米娜只是用沉默来应对。

她维护自尊心的另一种策略，是诉诸地域差异。在长刀之夜发生后的那天早晨，她寄宿的英国家庭中有人说：“德国人简直就是禽兽。”除了将自己与纳粹党撇干净以外，伊尔米娜还说：“斯图加特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的话不无依据。

斯图加特（Stuttgart）是她的故乡，是一座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德国西南部城市，传统上对纳粹党的支持率并不高。在纳粹党上台的1933年国会选举中，斯图加特所在的符腾堡地区有42%的选民支持纳粹党，在德国仅低于汉堡和不来梅两座城市。但在纳粹上台后迅速推行的一体化政策面前，斯图加特做出的抵抗微乎其微，几乎可以用坐视纳粹掌权来形容。在这一点上，伊尔米娜和她的家乡可谓如出一辙。

从伊尔米娜个人的角度来看，维护自尊心不仅是有益的，也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名个人主义者，她不必为志趣不相投的纳粹党负责。事实上，直到她后来嫁给党卫军军官，入职德国战争部的时候，对广阔天地与个人发展的执拗追求依然延续了很久。

作为一名斯图加特人，她对纳粹党怀着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反感。在与霍华德泛舟牛津时，霍华德偶然提及希特勒，惹得她恼火不已，甚至失足落入河中。她之所以情绪失控，与其说是因为希特勒的暴行，不如说是因为别人总将她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固然是错误的，但更错误的是她当时的判断：“这个人不会长久当权的，现在只是这样一个阶段。”

追求个人发展，维护自尊心，自认为与政治绝缘，努力将自己与希特勒切割——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的标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大多顺从纳粹党的统治，甚至沦为纳粹的帮凶，包括伊尔米娜。

蒙蔽还是选择

1935年4月，在英国学习了一年多后，因为德国外汇管制而失去生计来源，伊尔米娜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当时，她已经与霍华德相恋数月了。到了离别之际，伊尔米娜坚定地说：“我一有机会就回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回到德国后，伊尔米娜辗转进入了德国战争部工作，她一直在为回到英国与霍华德团聚而努力。

在一段时间里，上司承诺会安排她到英国领事馆工作，她也与霍华德保持着通信联系，一切似乎都在稳步推进。1937年1月，上司背弃了承诺，但这也没有阻拦住她。她向朋友借钱买了去英国的船票，可就在登船前夜，她寄给霍华德的信被退了回来，退信中还说霍华德已经搬走，新地址不详。

终于，伊尔米娜再也承受不住，放弃了出国的计划，嫁给了一直在追求她的建筑师迈因利希。直到订婚后，她才知道迈因利希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党卫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尔米娜也马上变成了纳粹，而这只是让她的蜕变过程更加令人警醒。

1933年，为了鼓励生育，纳粹当局为新婚夫妇提供1000马克的低息贷款，这笔金额相当于一名普通产业工人半年多的工资。一对夫妇每生育一名子女，便可免除四分之一本金。婚姻贷款刚出台时要求妻子不得工作，但到了伊尔米娜结婚时，劳动力紧缺已经迫使政府撤销了这项规定。迈因利希接受了这笔贷款，不过他建筑师的收入足以负担家用。伊尔米娜主动辞去工作，靠接打字和翻译任务补贴家用。

然而，她起初是抵触家庭主妇身份的，甚至与丈夫大吵了一架。她背对着丈夫说：“我已经受够了，等人可不是我的强项。”但是，迈因利希带来的一个好消息阻止了争吵，他说自己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戈培尔的认可，他的事业会因此迈上新的台阶，他要求妻子承诺“两人要团结互助，坚信未来”。伊尔米娜望着丈夫的眼睛，答应了。

这看似是个人事业发展化解了潜在的家庭矛盾，但放在1930年代德国的环境中，这件事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伊尔米娜是被纳粹德国的发展假象所蒙蔽，还是主动选择融入纳粹建立的秩序？《缄默》的作者耶林将这场争吵置于1938年11月8日晚上，也就是纳粹在全国大规模捣毁犹太人产业的水晶之夜，这显然是有深意的。

透过窗户，她看到了纳粹党人将犹太店主从店里拖出来的情景。第二天上午，她看到了满地的碎玻璃，也得知了自己平时常去的犹太店铺都不在了。伊尔米娜没有多说话，只是去了一家不是犹太人开的商店。

如果说在1938年，伊尔米娜尚且可以说是被蒙蔽的话，那么到了战争的第三年即1941年，她的“纳粹化”过程就已经完成了。之前一贯是迈因利希向她灌输希特勒是多么伟大，德意志必将胜利的思想，但在迈因利希被征召加入进攻苏联的军队时，两人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作为一名建筑师，他亲身体会到了战争对生活的毁灭性影响。大部分物资被投入战争，他设想中的宏伟建筑完全搁浅。这时，反倒是伊尔米娜劝他：“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可是你一再说过的……不能有一丝软弱。”伊尔米娜说到做到。当一名母亲在街上说起阵亡的儿子时，伊尔米娜正色道：“夫人，当我们的男人在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注意您的态度，夫人！”

当然，伊尔米娜的表现并非个例，而是一个曾引起社会心理学界广泛研究的普遍现象。学者们为此也提出过各种解释，比如反复接触导致伦理麻木、群体规范压倒社会公认的道德、外部威胁倾向于加强群体团结等等。这些解释背后的心理机制都是普遍的，而非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地域、时代和人群。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成为伊尔米娜的潜能，成为戈培尔的化身。

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我不禁翻回到全书开头。那时的伊尔米娜站在通常不许乘客登上的轮船瞭望台，手里拿着望远镜，试图透过浓雾窥见大海对面的英国，一直到船员来驱赶的时候，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一个满怀希望的普通德国女孩，就变成了一个把麻木当作坚强的第三帝国合格国民。

正如《缄默》后记的作者、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布（Alexander Korb）所说：“伊尔米娜一生中本来有诸多可能，但是她从像扇面一样展开的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可能性中选择了纳粹主义大规模运动的这条路，于是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的典型故事。同样典型的是，她和其他几百万人一样，没有在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个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