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戏剧《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为他笔下的主人公设置了一个著名的两难选择的精神困境：“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在明清易代之际，对于明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香港著名学者何冠彪先生的《生与死》，是一部探讨明清易代之际明朝士大夫个人选择的著作——时当末世，先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进而清兵入关，明朝覆灭，而随后建立的几个南明小朝廷也先后败亡。当此时，面对家与国、生与死、忠与孝等两难问题，明朝的士大夫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是选择家，还是选择国？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是选择忠，还是选择孝？而选择生，为谁生？选择死，为谁死？乃至怎样生，怎样死？以及诸如此类的，或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都不容回避地摆在他们面前。

何先生笔下的“明季”，包括崇祯一朝（1628-1644）及南明时期（1644-1662），他笔下的士大夫包括已经出仕和未曾出仕的读书人——诸如在职官员、离职官员和退休官员，以及具有科举头衔的士人和一般的布衣之士。

而何先生笔下的“殉国”则是一个中性词语，并不包含标榜的意思，大抵是指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国君或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殉国”有没有意义，则因人而异。何先生本人将“殉国”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积极进取”型，一为“消极退缩”型。虽然同样是殉国，前者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亦即明明知道自己的努力会以失败而告终，却力图有所作为，决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后者则于悲观绝望之余，只求独善其身，实是借殉国之名而逃避现实，殉国成为一条“以死塞责”的途径。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何冠彪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在古代中国，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国有与存，国亡与亡”，原本即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尤其是在宋、明两朝，国亡之时均有许多士大夫以身殉国，盖因这两个朝代灭亡之后，均非华夏族群入继大统，汉族士大夫亲眼目睹故国衣冠之不存，故国文明之尽毁，不免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或者不畏强敌，奋起反抗，或者万念俱灰，无所作为，但不管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退缩”，最终的结果都是以身殉国，以个人的生命守望消逝的王朝。

何先生即以大量极具说服力的例证，生动地再现了明清易代之际明朝士大夫的各种人生面向，揭示了他们或果敢刚毅，或彷徨犹疑的复杂心理。

事实上，对于明季士大夫“殉国”的是是非非，明朝末年即有很多争论。比如，黄宗羲评议明季官员，便不以殉国作为最高标准，他认为评价士大夫的生平功过，无论殉国与否，贤与不肖才更加重要。而王夫之也明确反对士大夫轻生的态度，他认为只有珍惜生命，才是国家与民族的“卷土重来之计”。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明季的殉国者，并评价他们不同的个人选择呢？这正是何先生在《生与死》中试图解答的问题。

明士大夫的“殉国”理由

尽管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明季士大夫殉国的人数居历朝之冠，却是毋庸置疑的。

时当明廷倾覆之际，这些士大夫虽然视殉国为他们的责任或义务所在，但他们殉国的目的和理由却不尽相同，多数人的殉国都是多个原因的结果；他们殉身的对象也并不一致——有些人是为国而死，有些人是为君而死，有些人兼为两者而死。但不管他们殉国有着怎样的理由，他们殉身的对象是谁，其结果都是与他们长期抱持着“国亡与亡”的观念分不开的。

崇祯九年（1636），张献忠攻陷应城，乡官饶可久不屈而死，他不肯投降的理由是“臣死忠，妇死节，分也”。弘光元年（1645），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对抗清兵，被俘而死，他殉国的理由是，“我父子并死王事，分也”。遗民文秉隐居乡里，被人告发暗中反清，文秉不加辩白而被杀，他拒绝辩白的理由是，“死固分也，宁敢辱先人”。刑部官员孟兆祥在北京城陷后自缢身亡，他所持的理由是，“我国之大臣，分在一死”……

这些人之所以甘于在关键时刻从容赴死，正是因为他们抱持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思想感情，相信殉国是他们做人的分内之事。

大多数殉国者的死因都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他们赴死的理由也相互牵连，很难说得上有主次之分。比如，兵部官员王道焜自缢前写信给儿子说：“闻汝名在选单，吾家世受国恩，一旦臣虏，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吾死，汝必丁艰。三年之后，事又不知如何耳！”可见王道焜的自缢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报国恩；二是为了不辱亲；三是为了阻止儿子，免他出仕清朝。

另外，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当忠与孝之间发生矛盾时，士大夫又应该作何选择呢？对此，张煌言的选择是“倡义辞家”，终至“吾父见背，路隔华夷，奔丧无所”。苏观生的选择是“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终于无法顾及到七十八岁的老母。可见大多数殉国者均认为忠重于孝，并在忠与孝之间发生矛盾时，毅然选择了前者。

也有选择孝的例子，比如诗人吴伟业即因“我因亲在何敢死”之由错过了殉国的时机，最后在清廷的威逼下不得不出仕。正因为这样，才有人认为人臣并没有必要一律殉国，尽忠与尽孝，同样是恪守本分。

由此及彼，扩而大之，士大夫之间也就有了哪些人可以殉国，哪些人不必殉国的议论，诸如身在削籍、退休官员、未出仕者……都可以划归到“可以无死”的行列。而一旦这些“可以无死”的官员殉国，也会格外受人尊崇，因为较之那些有理由赴死的官员，他们的殉国显然更有意义。

生与死，孰难孰易？

明清易代之际，大批士大夫选择以身殉国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殉国者本身也存在着“积极进取”和“消极退缩”的区别。

甲申之变，北京失陷，翰林院检讨汪伟与妻耿氏双双投缳而死。汪伟在留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呜呼！我生不辰，丁此国难。讲读之官，既无事权可为，一得之长亦不见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

被马士英排挤出局的弘光朝原吏部尚书徐石麒则眼见小朝廷朝不保夕，声言：“马、阮已坏天下，虽智者难善其后，惟有死此一块土耳”，于是“死节于嘉兴”。吏部主事夏允彝亦于同年自沉而死，死前且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尽心报国，矢死忠贞。南都继覆，犹望中兴。中兴望杳，何忍长存。”

按照传统的观点，汪伟、徐石麒和夏允彝三人都是“矢死忠贞”的殉国者应无疑问，问题在于，像他们这样“一死以自靖而已”的无所作为而死，罔顾大局，只求自己解脱，为殉国而殉国，死得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价值，却成为时人和后世争论的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不可幸生，尤不宜幸死”，生应当有所为而生，死也应当有所为而死，如果人人只求“一死以自靖”，则“社稷可以墟，国君可以亡，天下可以拱手而授贼”。故毛奇龄这样说道：“无故而死，并未尝殉难，而只是殉死，谓之徒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死并不是国亡之后唯一的选择，死是“经”，生是“权”，“守经”固然是士大夫的本分，“达权”才是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因为只有留得青山在，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以是，也便有了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对生死难易的比较——表面看来，贪生怕死本来即是人性之常，故“千古艰难惟一死”，死似乎难于生；然而，人生一死万事休，活着的人却要为复国的事业不停地奔波，甚而在异族的统治下忍辱负重，受尽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折磨，生显然又难于死。

前者即如瞿式耜这样的忠贞之士，尚且不免有“魔障余偏叠，孤忠恐易沦”的忧虑；后者诸如遗民徐枋，用一生为没落的明朝守节，“遭遇之奇穷，饥寒之凛凓，人事之舛迕，骨肉之崎岖，无所不臻其极”。

故而许多殉国者多须在一鼓作气的态势下，方能闯过“生与死”的大关。所以，成德总结说：“慷慨仗节易，从容就义难。”盖因人在情绪激昂之时容易忘却自我，而一旦处于从容不迫之中总会系恋日多。生与死孰难孰易，实是一言难尽，张煌言所谓：“义所当死，死贤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或不失是一种持中之论。

明末的悲剧英雄

与“消极退缩”的殉国者相比，“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具有悲剧英雄锲而不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显然更被时人认可，也更受后人的尊崇。在《生与死》一书中，何先生即分别以两个人物作比较，来论证他对这两种殉国者的认识。

其中，第一个人物是刘宗周，在弘光小朝廷覆亡之后，他眼见复国无望，便明言“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予老矣，力不能胜”，于是决定绝食殉国，以守“人臣之正也”，进而将“匡复之事，付之后人已矣”。

另一个人物是黄道周，南都沦陷，时年已经六十二岁的黄道周奉唐王朱聿键建号于福州。他其实知道明朝气数已尽，他之所以像一只鸡那样“苒苒噍哓，瘁毛镞羽，以为朝廷守一日藩篱，固一日之众志”，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力挽狂澜，而只是为了尽心尽责而已。

当黄道周战败即将受刑时，他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一封血书留给家人：“纲常万古，节气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然后从容受死。

虽然刘宗周和黄道周二人同样被乾隆皇帝称之为“一代完人”，但在何先生看来，二人还是颇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从尽节的角度上说，他们都具有舍我忘家的精神，也都达成了“成仁”的目标，但刘宗周的“成仁”只是舍难取易，虽然保存了个人的名节，却把复兴故国的责任推给他人；黄道周的“成仁”则是舍易求难，逆流而上，完全不计成败，顽强抗争到最后一刻，直至势穷力竭，虽死而无悔。

在对比了两种殉国者的异同之后，何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消极退缩”的殉国者并不能与“积极进取”的殉国者同日而语，因为后者百折不挠的精神虽然于事无补，却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何先生所谓“同一死也，而背后的意义却判若云泥”，也正是因为这样，如何评价不同类型的殉国者，才真正值得后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