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天，电影《少林寺》导演张鑫炎、副导演施扬平，以及摄影师及灯光师，这批由从前“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三间电影公司合称）走出来的老人，受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邀请，在香港西营盘一间戏院内观看了《少林寺》4K修复版。

更早前，该版本已率先在日本上映，以纪念这部里程碑式的经典武打片上映40周年。

立谈之间，四十年过去了。电影里那个英俊青葱少年李连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武打巨星；一些人成为行业内首屈一指的武术指导；还有一些人溘然长逝，有如星辰陨落。

施扬平坐在银幕前，仿佛从褪色的梦里醒来，披上心爱的旧外套，口袋里塞着随身笔记本，来到数十年前那座剧组解散的郑州车站，踏上驶向昨日的列车，旅程没有起点和终点，窗外闪过的风景，尽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电影《少林寺》一贯被视作香港武打片经典，具划时代意义。不单是因其大胆起用内地武术运动员，在内地进行开机前集训及取景，是为两地合拍片开端；更是那种身先士卒、匡扶正义的侠义精神，对之后无数武打及武侠电影，乃至一代人价值观的形成，潜移默化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今已过上含饴弄孙退休生活的施扬平，喝了口咖啡，却摆摆手，不敢承接坊间这番赞誉。拍电影的人，不会想这么多，“我们当时没有野心要去成就什么，我们只是想争口气，拍一部好电影。”所以那不过是一群从无演戏经验的武术运动员，和对武术一窍不通的电影工作者，胸怀火光地聚在一起，拍一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电影。至于其他，实属因缘际会。

1980年寒冬，《少林寺》结束长达六个月的内地拍摄日程，剧组众人在郑州车站拥抱话别。不知是谁起了头，细声抽泣，悲伤情绪彼此感染，引得人人落泪，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年轻的他们，溺于眼前临别的哀伤，不会知道这部心血结晶终将成为中国电影历史长河里一颗耀眼星辰，尽管较之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始终有人偏爱且铭记它。

闯出一条路

拍摄《少林寺》的想法，最初是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和港办主任廖承志（人称“廖公”）提出。

上世纪70年代末，“长凤新”三大爱国电影公司在经历“文革”挫折后，在港影响力大不如前。廖公特意在北京接见三公司高层及主创人员，表示对公司前景的关注及重现辉煌的期望。席间，廖公建议可以少林寺或太极拳为主题拍摄电影，向外推广中国武术文化。廖公亦承诺，若电影开拍，国家将给予支持，包括在取景及选角等方面加以协助。

在日本上映的《少林寺》4K修复版海报

那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新联影业便主动请缨筹拍《少林寺》，委派资深粤语电影人陈文担任导演，薛后和卢兆璋担任编剧。据薛后回忆，为了组织剧本，他曾与卢兆璋三上少林，搜集资料，考证古迹文物，接触原寺高僧，访问还俗和尚，无数次与宗教团体、武术团体举行座谈，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慎重研究后选取少林寺白衣殿内一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壁画为据构建剧本。

尽管如此，后来因拍摄效果不好及陈文受伤，改由长城制片公司导演张鑫炎接手重拍，在看过尚未经剪辑的半小时样片后，张鑫炎提出的首个要求就是大动剧本。

施扬平的想法与之不谋而合，事隔多年再谈，他强调无意对初版妄加评论，只是就他个人而言，“剧本写法比较老套和陈旧，人物关系构建得非常好，但是缺乏人物塑造。”原剧本里有个情节，李连杰饰演的觉远独自在未掌灯、漆黑一片的房内，放出一把萤火虫，用棍击打萤火虫，以练习棍法。“编剧很喜欢这一情节，很希望我们能够保留。但我觉得这个情节恰恰就是比较陈旧的写法，对体现武术技艺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风格。”

剧本里亦多处拖沓累赘，最明显的是结尾，反派人物王仁则率部下到少林寺要求方丈交出觉远。如今呈现在电影中的是方丈与少林众僧宁死不屈，奋力与之抗衡。原版剧本却指向另一个结局：方丈妥协交出觉远，当他被关入天牢临行私刑之际，被女主角白无瑕率人劫狱救出。“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这一大段非常累赘，其二伤害了方丈的形象，所以我们决定全部砍掉。”施扬平说，最终在保留人物关系的基础上，剧本几乎推倒重来。

张鑫炎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则是换演员。不仅全员替换，更要起用专业的内地武术运动员。虽说当时香港陆续开始有武打片起用武术运动员，譬如《白发魔女传》《塞外夺宝》，但毕竟还是少数，且大多为辅助的小配角。但要由从无表演经验的运动员独挑大梁，在内地及香港电影史上可谓前所未见，公司高层自然反对。

但张鑫炎心意已决，分毫不肯妥协。施扬平后来在回忆录《电影与武林》一文中写道，“公司要求张导演‘接手去杀出一条出路’，那么路在何方便是首先要考虑的。要杀出一条出路，就要创新，不能按照老路子走。香港曾经有李小龙，后来有成龙，我们应该拿什么去跟他们竞争？”他揣度张鑫炎当初的信心来自与内地那批武术运动员的亲身接触。

早在1974年7月，中国武术代表团在访问美国和墨西哥后，途经香港并作多场表演，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张鑫炎曾跟团拍摄纪录片，眼界大开，认定中国武术是一个未曾发掘的宝藏，而那些武术运动员在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内表演都能够挥洒自如，对着镜头演戏必然没什么问题。

这一想法获得国家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全力支持。当时中国武术正面临前途问题，不免有些人心惶惶，国家体委在有限的资源下，决定倾向集中投放至奥运参赛项目，“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体委觉得中国武术是不是可以从武打片里闯出一条路。”如今回头看，施扬平常感叹，一部电影的成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而两种“闯出一条路”的迫切寄望同时赋予《少林寺》势如破竹之势背水一战。

1980年5月，《少林寺》剧组收到国家体委通知，山东济南将举办一场全国十单位武术邀请赛，来自全国各地最顶尖的10个武术队将参赛，剧组可在其中任选合意的演员。接获消息的张鑫炎，匆匆挎上行李，带着施扬平和一位摄影师赶赴济南。

“我们当时就坐在赛场内第一排的角落看比赛，看到合适的人，下场后我就追上去问。”选角有几个重点，除了身形高大、技术突出，还尽量从对练项目中挑选，“因为他们在平时练习对打，已经很有默契，之后放到电影里，可以一个做好人，一个人做坏人。”那次泉城之行，三人可谓“满载而归”，包括师傅、王仁则等在内的24个主要演员全部定下了，唯欠男主角觉远尚未着落。

2022年7月，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御成座电影院的外墙上换上了《少林寺》4K修复版的海报。

殊不知，张鑫炎心中早有人选，是有过几面之缘的北京武术队李连杰。后来张鑫炎回想，初次见到李连杰还是在1973年，他在北京拍摄“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纪录片《万紫千红》，彼时李连杰才10岁，因在大会上表演武术与张鑫炎相识。其间，李连杰常跑去看张鑫炎拍片，总说想拍电影，而张鑫炎总答：“你现在太小了。”不过也由此定下日后两人一起拍电影的“口头之约”。

七年过去了，筹拍《少林寺》时，张鑫炎第一个就想到那个从前跟着他跑来跑去、嚷嚷着想拍电影的小孩，算起来他如今正值花样年华，于是特意飞往北京邀请如今已是连续五届全国武术锦标赛全能冠军的李连杰。

“后来进剧组拍了两天戏后，我就跟剧组里的内地领导说，这个孩子，无论我这部戏拍得好不好，他都一定能成为明星。”没想到，张鑫炎一语成真。

2014年，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将终身成就奖颁予张鑫炎，而为他颁奖的嘉宾正是李连杰。两人在简单的颁奖仪式后，坐下来回首往昔。李连杰不免感慨，称张鑫炎为其“电影生涯的启蒙导师”，“这部电影也开启了内地很多像我这样的运动员的电影生涯。时至今日，我走到全国各地大江南北，还有无数人告诉我，‘我们是看着《少林寺》长大的’。所以一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还有一句当年拍摄时的叮嘱，李连杰此后经年始终铭记在心：电影要创新，要跟着那个时代走。而最纯朴的、最纯真的感情，永远要在那里面。

下生活

施扬平中学毕业后，适逢“长凤新”合办了一个演员训练班，他作为编剧学员加入其中。训练班除了日常上课、各处表演之余，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任务——“下生活”。

那是戏剧表演不可或缺的一环，让创作者贴近生活，去吸纳那些从土地里长出的灵气，由此创造出持续而永恒的故事。一些同学去香港郊野村落，一些去工厂劳作，施扬平被分配至一间纱厂工作逾三个月。纱厂生活，以及闲来无事与工友聊天听来的许多新奇传言，后来全部被他糅入一出广播剧中，在澳门绿邨电台播放。

《少林寺》剧照

而在1980年，《少林寺》剧组集结后的头一件事，同样也是“下生活”。全体演员到位于河南中牟县的军营接受集训，包括表演培训和马术训练，“我们带了一些香港的录像带给他们看，拍摄前我们要告诉他们（内地武术运动员），电影中的打斗跟平时训练或舞台上的打斗反应是不同的。”

施扬平手机里至今仍保存着一张军营旧照，照片里烈日炎炎下一群人打赤膊，肩膀挂着擦汗的毛巾，手里或提剑或拎棍，凑在一块儿笑得开怀。限于当时的条件，军营岁月清苦，一个房间最多挤十八个人，白天气温高达40度，焗得人汗流浃背，一天要洗好几次澡。吃的也缺，平日训练体力消耗大，演员们肚里“油水”不足，于是剧组买了两把气枪，一到晚上，一群人便用手电筒照着打树上的麻雀吃，“最后附近的鸟都被我们打光了，我们就开始捉田鸡煮粥吃，田鸡也从手掌那么大的捉到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

巧的是，电影里也有类似一幕，少林众僧为助重伤的觉远尽快康复，便结伴去田里捉田鸡煮粥喂他，被僧值责问之际伏地谎称在练蛤蟆功，引人发笑。很难说那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不是由生活体验有感而发。

学习骑马也是军营内的重点训练项目，习骑及后来拍摄用的马匹均由部队提供，共30匹，平时都是拉炮用的，质素参差。“小时候听母亲说行船跑马三分险，这话果真在我们剧组应验了。”开机前一共发生三起坠马受伤事故，最严重的是饰演师父的演员于海，时任山东武术队总教练。

事故发生的当天上午，剧组原定在户外草地拍摄造型照，除演员外，还找来几匹马充当摆设。其间，一匹马突然“开小差”，擅自跑回马厩去了。于海认得是自己的座骑，自告奋勇要去将其带回来。过了约二十分钟，施扬平远远见他独自一人走回来了，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我这只手脱臼了，这只手骨折了。”

后来听于海说起才知，原来他本想骑马折返，不料坐骑途中突然急转弯，把他整个人甩离马鞍，斜里飞出，凌空忽见有大树迎面而来，急举左臂护住头部，结果左臂撞树折断，右手也在着地时受伤。

剧组在接连不断的状况里“见招拆招”，举步维艰却也不乏灵活地向前推进。“那时很苦，但很快乐。”那时的人总有股不怕吃苦的劲儿，导演亦没什么特殊待遇，酷暑难耐的深夜点一盏小灯，伏在小凳上满头大汗地写分镜，跟大家一起趁上厕所的机会“偷”野菜吃；而几个月后零下五度的凛冬，围观的百姓也要穿四条裤子御寒，包得像个粽子，施扬平为一场黄河上打斗的戏，仅穿一条游泳裤、腰身系一根粗麻绳，跳入水中勘察漩涡，确保演员安全。

“我想因为大家都怀着对电影的热忱，使我们能够一起跨越一个又一个考验，建立起亲如一家的凝聚力。”施扬平这样去理解。

这也正是军营集训的目的之一，彼此熟悉，展露个性，之后再为他们分配相宜角色。“我们当时只确定了几个主要角色，其余角色都没有细分，我们希望能够给予演员足够的自由空间展现自己。”这种自由同样体现在一项至今罕见的安排——谁打谁编，人人都是武术指导。

以往香港武打片，即便选用内地武术运动员，也会有香港武术指导编排动作并对其加以指导。随之而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香港武术指导通常习惯南拳，内地武术运动员在风格上可能天差地别，难以融入。换言之，他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无论他从前多厉害也没用。”

基于此，尽管国家体委出于关怀，给剧组安排了四位武术指导，但由始至终《少林寺》拍摄皆由演员自由发挥。“拍摄前，我们会告诉他们这场打斗的篇幅如何，并将他们带到现场，由他们自己选择打斗地点，可以是大树下、墙头上。”施扬平指出，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演员不仅熟悉自己所长，还会暗地形成一种竞争意识，将自己的看家本事使出来，最终群雄献技，构成异彩纷呈的打斗场面。

种种创新之举促成了《少林寺》上映后收获石破天惊的好成绩，至于那些数以千万计的票房，或是影评人所称开创武打片新纪元，都不是施扬平所看来最重要的，“有人曾经问我，拍摄《少林寺》取得成绩，得到了什么好处？我觉得是赢得了友谊，结识了一批武术界知己，直到今天。”施扬平说，他这一生里老是记得大家在郑州火车站分手时的一幕，将运动员们送进火车站月台，即将登上火车那一刻，无一不热泪盈眶。

留在他1980年记忆中的，还有一个难忘的浪漫片刻。大家为给服装组一名工作人员庆生，拿来平日最常吃的“牛油面包”当作蛋糕，牛油者，腐乳也，而面包则是冷馒头，馒头上再插一根火柴当蜡烛，众人簇拥着荧荧烛光，高声唱起生日歌，举起白色搪瓷杯干杯，每个人脸上都荡漾着由衷喜悦的笑容。在这个夜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这间营房内，不分老少、不分地域，骤然间，混成了一体。

史无前例的少林旋风

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午后，施扬平记得，他初次与张鑫炎和摄影师造访河南少林寺，走过尚算完整的山门，寺内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大殿内更是灰蒙蒙一片。寺里只剩十个七十岁左右的和尚，穷困潦倒，每个人每月领取国家十元补助。

无奈之下，剧组唯有在杭州、台州等各地取景，与少林寺实景加以拼接。觉远趴在少林寺的墙头看棍僧练武，墙头这边是在河南少林寺，翻过墙则是杭州某处的草地；觉远失手杀死白无瑕的狗，背着狗穿过少林寺的塔林，镜头一转，埋狗之处则是浙江天台国清寺。

尽管如此，那个年代的香港武侠功夫片大多以棚拍为主，迂回长廊，雕栏玉砌，或山石荒漠，以及壮阔无边的夕阳无限，皆由布景实现，英雄人生于其间舒展，十八般武艺，总也不过瘾。用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主席、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的话说，缺了那么些生机与灵气，而《少林寺》的突围而出，实景拍摄与内地武术运动员扎实的拳脚功夫，功不可没。

“中国功夫电影至今在世界影坛占据一席之地，而这一局面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正是《少林寺》。这部电影的意义已经超越电影本身，而是一部向世界宣扬中国饮食文化、旅游文化、佛教文化、武术文化的中国电影代表作。”洪祖星相信，电影一反旧式武打片中那种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一班武术运动员朴素真实的拳脚招式让观众真正欣赏到了中国功夫，李连杰（饰演觉远）的一招一式刚柔相济，于海（饰演师父）的螳螂拳出神入化，胡坚强（饰演悟空）的地趟拳腾挪舒展，于承惠（饰演王仁则）的醉剑游龙似凤，皆让观众沉醉不已。

1982年春节，《少林寺》在香港等地公映，大获好评，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创下超过1600万港元的超高票房，一举打破香港功夫片历史最高卖座纪录，男主角李连杰也一炮而红成为受人追捧的巨星。

同年下半年，内地公映更是空前轰动。当年身处香港的施扬平不断听到从内地传来的消息，说有人为了先睹为快，出价5元、10元求让一张一毛钱的门票。而在农村，为了看《少林寺》露天电影，人龙车龙（拖拉机）络绎于途达十几公里。

《少林寺》上映时，内地仍使用不算票房、只算拷贝数的电影制度，即内地电影发行总公司在发行影片前，会让全国各地的发行公司认购拷贝，每个拷贝有固定的价钱，看好的就多认购一些，不看好的就少认购一些。据张鑫炎所知，当时《少林寺》总共印了1000多个拷贝，而且供不应求。而现时有网络估算，在一毛钱一张票的情况下，当年《少林寺》在内地总票房超过1亿元，观看人次高达5亿。

随之掀起的少林及中国武术热潮史无前例，“少林武术馆在世界各地出现，很多人渴望学习中国武术，或者到少林寺旅游。”关于洪祖星的这一说法，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在其所著的《我心中的少林》一书中的这段内容大体可加以佐证：“我出家的第二年，电影《少林寺》热映，在一毛钱一张票的时候，创下了过亿的票房，确实是个奇迹……从1974年到1978年少林寺总共的游客是20万左右，而1982年一年少林寺的游客就达到了70万人，1984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万人，90年代以后游客基本稳定在每年150万人左右。”电影上映后的翌年（1983年），少林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所以有人说，那些人改变了少林寺，《少林寺》也改变了那些人。作为“那些人”中的一分子，施扬平最高兴的是一班曾前途迷惘的武术运动员，终于在徘徊良久后寻觅到新的方向和希望，“很多人就此成为了武术电影演员，或者武术指导。武术这项运动面临的困境得到很大的改善，由武术运动员主演的电影越来越多，那之后延续了很多年，武术文化也重新受到关注。”

“四十年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变得更加卓越、辉煌，也有一些人依然普通、平凡。”其实在施扬平心目中，不论辉煌几多，平凡与否，《少林寺》的这些人也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始终怀着对电影的热忱，一如既往地工作着、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