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能够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的超级工程，无疑便是大运河。自运河开凿两千多年来，不仅它的寿命足以与长城并驾齐驱，它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时至今日依然造福着人类。

自古以来，人类就喜欢居住在有河流经过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有河流冲积的土地肥沃，且有着丰富的水源和水产资源；另一方面，有河流的地方交通便利，可以随时流动和迁移。正所谓：“一苇之航，只要水力可以胜任，就能随水道所至而达到其沿岸的各处。”运河的便捷与好处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然水道能够达到的地方毕竟有限，利用运河的开凿来弥补自然水道的不足，就成为人类交通史上的一大进步。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运河的开凿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那就是它对于华夏民族的统一居功甚伟。正是随着运河的开凿，把之前不在一个系统中的水道彼此联系起来，使得各处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逐渐沟通，进而促成商业兴盛，经济发达，为改变先秦时期诸国并立的局面和促进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运河》是一部名著——它既是历史地理学的开风气之作，又是一部“接地气”的历史地理学著作。

在《中国的运河》出版之前，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仍然以沿革地理为主，重点关注的是地理的建置与沿革，而对于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变迁却少有问津。自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运河》出版，从中即可以看出，史先生显然已经意识到，研究运河不能单纯局限于探索各条运河的地理沿革，同时也应该注意地理变迁的缘由、过程和影响，盖因“沿革地理学是难以完全说明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若干变迁的，也不易解释和地理有关的若干历史事实”。

《中国的运河》史念海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如果说历史是时间和事件的有机统一，那么，地理则为历史的演变提供了具体的空间和舞台。由此可见，历史的演变其实建立在地理条件之上，历史的变迁与地理的沿革联系在一起，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

说《中国的运河》是一部“接地气”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是因为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但作者的语言生动流畅，叙事清晰，尽管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运河变迁史称得上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在作者的笔下却交待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

更加难得的是，史先生不仅将运河的变迁史梳理得条理清晰，让人一目了然，他同时也以运河的变迁史为切入点，结合朝代更迭中的历史事件和人事变化，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特征。

此次山东人民出版社编校推出的这个最新版本，除修订了旧版的差错和遗漏之外，又根据史先生其后四十多年来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对旧版的内容进行了增补与充实，堪称是《中国的运河》成书以来最为完善的一个版本。

运河的起源：邗沟、菏水与鸿沟

据史先生考证，古代中国开凿的第一条运河，乃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孙叔敖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的开凿过程，多数史料均语焉不详。

而春秋时期所开凿的真正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运河，当是稍后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会盟所开的邗沟，这条邗沟由汉时广陵（今扬州）引江水东北行，通往射阳湖，再由射阳湖通到末口注入淮水。邗沟的开凿沟通了大江和淮水，并利用了江南纵横交错的湖泊，成为联系江南各地的最重要的水道。

春秋时期北方最重要的运河，乃是位于商鲁之间、同样为吴王夫差所开的菏水。这是泗水与济水之间的一条水道，可以通过泗水与邗沟相连，转而通过菏水进入济水，直达吴王夫差与晋侯会盟的黄池。

菏水分济水于鲁南的陶（今山东定陶）之东北，因为陶的位置居于菏水与济水分流的枢纽之处，东可通齐鲁，西可通秦晋，南可通吴楚，北可通幽燕，陶因之获得了“天下之中”的称谓，成为当时天下的经济中心。就连曾经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的范蠡，也将陶作为他退隐之后的定居之地，转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可见陶的位置何等重要。

以陶为中心的人工水道系统，加上几条相关的自然水道，联络了函谷关以东当时的大半个中国，陶因此成就了三百五十多年的繁华，直到它的水上交通枢纽的位置被新兴的经济中心所取代。

吴王夫差通邗沟、菏水于商鲁之间，以水道连接起中原与江南，其后不久，春秋时期即宣告结束。到了战国时期，出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中原各国均对自己领地内的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并开凿了很多条运河。虽然这些运河起止不一，名称各异，但其间大多相互勾连，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它们因此有了一个总名，就是鸿沟。

鸿沟系统既是多条运河的总名，其中即有着许多分支，诸如汳水、获水、狼汤渠、睢水、鲁沟水、涡水等等。而且鸿沟流经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其流经之处则形成了许多著名的经济都会，像齐国的都城临淄，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及菏水下游的彭城（今江苏徐州）……

可以说邗沟、菏水和鸿沟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工水道系统，它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水上交通网络，同时也促进了各个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正是因为这三条水道的畅通，把大江南北的不同水道彼此联系起来，使得不同的文化逐渐融合汇通，进而为秦朝的统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隋代运河：首次沟通了华夏大地的南北西东

在运河的历史上，隋朝显然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正是隋朝首先以运河沟通了华夏大地的南北西东，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会贯通和大一统。

说起隋朝，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隋炀帝，他的暴君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开凿大运河自然也是他的暴政之一——殊不知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在当时虽然是劳民伤财之举，却也因此成就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甚至完全称得上是泽被后世，惠及远人。

秦亡汉兴，对于漕粮的需要大幅度减少，菏水与鸿沟的运输渐趋萧条，而黄河频繁的泛滥，更使得这些运河陷入湮塞的状态，沿岸的一些著名的经济都会随之衰落，即便是当初风光无比的“天下之中”陶，亦自此一蹶不振。

汉朝对于运河的开凿，大抵是对鸿沟废弃之后遗留下来的一些水道，加以改造和利用，比如沟通东汉都城洛阳的重要水道汴渠，即是鸿沟硕果仅存的支流汳水；比如东汉顺帝永和年间，陈敏由樊梁湖北开凿一段水道通入津湖，再由津湖凿入白马湖中，与由射阳湖北出的运河汇合，就是整理的邗沟故道。

其后的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则因为政权频繁更迭，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大多是以各自王朝的实用为主，对旧有的运河和自然水道巧加利用，或者进行一些局部的疏通和修复的工程，以辅助运输，补助不足。

正像史先生所说的那样，运河的开凿能够促进国家的统一，而国家统一之后更需要运河来构成交通的系统。“隋代统一以后对于运河的开凿不遗余力，正是希望借此来构成一个新的交通网，使国家的基础更加稳固”。

事实上，隋炀帝虽然因开凿运河为后人所知，但隋代运河的开凿却并非始于隋炀帝，而是始于隋文帝，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其父的遗志，完成隋文帝未竟的功业而已。而且隋炀帝开凿运河也并没有使国家的基础更加稳固，因其操之过急，反而招来了天怒人怨，终于使之落得一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有人评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乃是遗祸当时，造福后世，应该说还是颇有些道理的。

隋代运河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分为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四段，连接长江、黄河、海河、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无论是运河的长度，还是河道的深度和宽度，乃至通航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均堪称首屈一指。隋炀帝之所以倾全国之力开凿这几条运河，既有经济的目的，更有政治的和军事的目的，但不管他出于怎样的目的，隋代运河之于后世的贡献均是不容抹杀的。

元代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最后定型

隋代之后，唐宋两朝基本上沿袭了隋代运河的规模，并有所承接和发展。唐朝由长江中下游取得赋贡，借隋代开凿的运河运抵长安，唐初的国强民富，隋代的运河应当记上一功。

宋代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尽管汴梁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宋廷却贪图运河的便利，忘却了经久的远图，宋代的积弱和局面的狭小，由建都汴梁即可以看出。而继唐宋之后，运河的开凿终于迎来了又一次高潮，亦即元代运河的开凿。

元代的运河虽然是在隋唐运河的基础上开凿的，但其最大的不同却在于国都的变迁。元代之前，对于国都的选择一般都离不开长安、洛阳和开封，而彼时的经济中心和富庶区域则在帝国的东部或东南部，东西走向的运河即形成了主要的交通干线。

到了元代，国都建在大都（今北京），用以沟通东南富庶区域的运河转而变为南北走向，这个角度的变化，意味着经济重心的变迁，过去关中和中原的繁荣，已经由帝国的北部取而代之。

元代定都大都之后，即对南北运河的贯通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凿与整修，其中包括开凿新的河道，对旧河道进行裁弯或取直，先后开通了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等。

与隋代的运河相比，元代开凿的运河被称作京杭大运河，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大幅度东移，而且大大缩短了北京到杭州的航程。其间跨越黄河和长江，沿途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经济都会，诸如临清、兖州、邳州、淮安、宝应、高邮、真州、扬州、镇江、常州、苏州……从元代到明清，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都会，其中竟然有三分之一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侧畔，这不能不说是拜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运输能力所赐。

元代以降，明清两代不断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维修改进，漕运的便利与商旅的往来，使之成为明清中国最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然而到了近世，轮舶发明，火车问世，海运和铁路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地位岌岌可危，乃至一度残破，濒临废弛。

但运河仍有其自身的价值。史先生认为，运河既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又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运河和铁路本来就可以互相调剂功效，并没有彼此冲突的地方，因之必然能够在新时期，发挥新效益——这其实既是运河值得恢复的理由，也是当下中国正在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