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喂养，或许是美国最没有争议的一种“政治正确”。从保守派到进步派，从信徒到嬉皮士，从医生到政客，几乎众口一词地推崇母乳喂养。加拿大政治学家考特妮·琼格（Courtney Jung），在《母乳主义》一书中追溯1970年代以来母乳复兴的进程，剖析围绕母乳喂养形成的政策环境、科学研究与产业链，批判了母乳主义对职业女性选择的限制、功效依据的薄弱。

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说：“琼格敏锐地观察到，人们如此热情地宣扬的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母乳喂养……而是将母乳作为一种产品。”

奶粉霸权的落幕

世界卫生组织将母乳喂养描述为“确保儿童健康和生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给出了母乳喂养对孩子的两大好处。第一，母乳能够为婴儿提供充足的营养与抗体；第二，母乳喂养的孩子更聪明，肥胖和患上糖尿病的可能性更低。

这两条在中文世界已经得到了充分传播，“宝宝树”等专业母婴社区自不必说，就连“大姨妈”这样的女性健康平台也时常会推送相关的知识。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还有一段看上去有些拗口的话：母乳代用品的不当销售继续破坏全球为提高母乳喂养率和延长母乳喂养时间所作的努力。简单地说，这句话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用不正当手段推销产品的奶粉巨头，比如雀巢、雅培、百时美和惠氏；另一方是积极推动哺乳大业的全球正义人士。

这种看起来就可疑的二元正邪对立，并非我夸大其词。事实上，这正是《母乳主义》一书出现的前提。这本书是对母乳霸权的批判，母乳霸权又是对奶粉霸权的反应。正因如此，琼格首先要讲述这场围绕奶粉的斗争。

《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加】考特妮·琼格 著张英杰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雀巢现在是一家产品线众多的巨无霸食品企业，从咖啡、饮用水到美极鸡精、徐福记糖果，乃至植物肉。不过，奶粉才是雀巢的第一桶金。1867年，瑞士药剂师亨利·内斯特（Henri Nestle）发明了全世界第一款商业化的婴儿配方奶粉。随着配方的改进与销售渠道的开通，奶粉不断攻城略地，从富太太们的新宠走入千家万户。

到了1950年代，美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婴儿在吃配方奶粉了。用琼格自己的经验来说，在她出生的1965年，“母亲从来没想过要给我哺乳，一秒钟都没有”。医生甚至给琼格的母亲注射了抑制泌乳的药物。

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母亲来说，奶粉是科学的象征。奶粉可以定时定量喂食，还可以针对婴儿不同年龄的营养需求定制配方，也就是所谓的1段、2段、3段和4段。直到今天，这已然是奶粉广告的核心策略。比如雀巢超启能恩1段奶粉，采用“蛋白酶水解工艺，添加动物双歧杆菌Bb-12”，罐子上有详细的营养成分表、冲调方式、食用方法和食用量。晦涩难懂的术语和通俗易懂的说明，共同塑造了可靠与高级的形象。

但是，摆上货架的科学可不便宜。以超启能恩奶粉为例，按照官方规定的每日用量和京东售价，一年的奶粉钱在18000元以上。当然，这款奶粉的单价比较高，但即使是相对平价的奶粉，一年大概也要在10000元上下。

对欧美国家的居民来说，这笔钱并不算高，最多一个月的工资就够孩子吃一年了。事实上，如今美国奶粉消费者的主力正是中低收入群体。然而，到了发展中国家，配方奶粉不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对儿童健康也造成了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

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乘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东风，奶粉企业在印度、尼日利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高歌猛进，采取了激进的营销策略，比如臭名昭著的“雀巢护士”。雀巢公司派员工身穿类似护士的制服，到妇产医院里向产妇推销奶粉，其性质类似于“药托”和眼镜店里的假验光师。向产妇发放足够几个月用的免费奶粉。但免费奶粉喝完后，妈妈们就处于泌乳已经停止，面对奶粉价格高昂的窘境中。

琼格指出：“配方奶粉贵得吓人，甚至可能花去一个贫穷家庭30%—50%的收入。”在极端情况下，本来应该喂两天的奶粉，硬是撑了两周。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营养不良就不奇怪了。更可怕的是，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清洁用水，于是冲泡的奶中混入了大量致病微生物。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一篇1981年的《纽约时报》文章表示：“与母乳喂养不少于6个月的婴儿相比，母乳喂养少于6个月的婴儿在6—12个月大期间的死亡率要高出5—10倍。”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为反奶粉运动提供了大义名分与前进的动力。早在奶粉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美国就开始有人抵制配方奶，比如1956年创立的国际母乳会。该会崇尚“自然主义”，也就是把育儿的任务还给母亲。不过，与同时期的反主流女性主义运动一样，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国际母乳会初期一直是小众团体，直到1970年代抵制雀巢运动的兴起。

1978年，美国参议院召开针对婴儿奶粉销售的听证会，在电视直播与确凿事实的压力下，雀巢高管只得承认在发展中国家营销奶粉是错误的做法。尽管雀巢等奶粉企业并未完全屈服，但公众舆论的潮流确实转向了支持母乳喂养。与此同时，美国母乳喂养率也迅速攀升，从1971年的24%提升到了1980年的54%。

虽然奶粉霸权在1980年代已经落幕，但奶粉直至今日仍然是许多母亲的选择。母乳喂养占据了道义、话语权乃至政策倾向的高地，而这正是《母乳主义》所要反思的主题。

喂奶和吸奶不一样

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宣称，母乳喂养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意味着，配套政策要么早已实施，要么正在路上。同年，纽约市政府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哺乳倡导运动，对配方奶粉施加了严格限制。用一位医院管理人员的话说：“配方奶粉就像药物一样，要由注册护士签字才能发放。”

福利政策也向哺乳母亲倾斜。“妇女、婴儿及儿童营养补充特别计划”（The 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WIC）创立于1974年，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食品券，可以购买指定种类与品牌的商品。从1980年代末开始，WIC出台了一系列推广母乳喂养的规定，比如设置母乳喂养辅导专项基金、采购吸奶器等。2009年，WIC做出了一项最让琼格难以忍受的修改，哺乳的母亲可以享受1年的WIC福利和更多样的食品选择，而不哺乳的母亲则只能领取6个月的食品券。

美国联邦与一些州政府采取的母乳喂养倡导政策，或许算不上特别粗暴，但毕竟对母亲尤其是职场女性的选择权构成了相当的限制。在现代社会，聘请乳母已经成为了不可接受的行为，那么，如果一位母亲不想做全职家庭主妇，又不想完全依赖奶粉的话，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用手动或电动的方式将人乳吸到奶瓶里，放到冰箱中保存，并嘱咐负责照顾孩子的家中长辈或护理人员给孩子喂奶。

根据《2022-2026年中国吸奶器行业全面市场调研及投资分析报告》，“我国吸奶器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目前市场渗透率较低”。但在美国，吸奶早已成为主流选择。一份研究发现，在有四个半月以下宝宝的女性中，85%的人有过吸奶经历。甚至有6%左右的泌乳女性完全依赖吸奶器，根本不让孩子的嘴接触到乳头。

吸奶可能会损害职场女性的尊严。因为泌乳是一个持续一整天的过程，所以母亲不可能集中在一个时段——比如上班前或下班后吸奶。《母乳主义》中举出了一名女性广告业高管的例子，她的公司里有一间兼做吸奶间的储藏室，她每天要在里面吸3次奶，每次半个小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人性化”安排是够用的。可惜，会议不能总是等她吸完奶再开，那时就很容易渗奶，甚至漏到外套上。如果是必须外出的重要会议，问题就更严重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例子中的哺乳母亲已经是精英阶层了，公司也按照法规要求，保障了她的法定哺乳权利。对于大部分服务业从业者来说，这种优越条件是不可能有的。除此之外，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是什么职位，哺乳女性都不免会受到同事的抱怨或揶揄，甚至会有变态的人安装摄像头偷窥。为避免尴尬，有些母亲选择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吸奶，这对道路安全的影响不言而喻。

面对哺乳运动带来的种种限制与危害，一个合理且必然的质疑是：这值得吗？更具体来说，给孩子喂吸出来的奶是否有确实的功效？琼格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哺乳和喂吸出来的奶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哺乳时母亲和孩子是有亲身接触与互动的。1996年启动的长时段权威研究“促进母乳喂养的干预实验”（Promotion of Breastfeeding Intervention Trial，简称PROBIT）发现，哺乳有利于儿童智力发育。但是，在与《母乳主义》作者的谈话中，PROBIT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克雷默（Michael Kramer）承认，母乳喂养的这一益处有可能是因为母婴之间的密切关系。更何况，母乳本身并不含有影响智力的因素。

支持母乳喂养的另一个主要主张是：母乳能够减少儿童感染各种疾病的概率。但即使只考虑确实有“统计学显著”证据的功效，母乳的效果也远远称不上神奇。正如琼格所说：“保守估计，大概5400小时的母乳喂养才能减少1例耳部感染，15600小时的母乳喂养才能减少1例肺炎。”

如今，围绕母乳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甚至出现了人乳贩卖与人乳制品行业。伦敦有一家冰淇淋店卖香草口味的人乳冰淇淋，一勺超过20美元，比哈根达斯贵4倍以上。一些商家将母乳宣传为“液体黄金”，500克常常就要卖到30美元以上，大致相当于200元人民币。

琼格对母乳主义进行了社会层面的批判，但也蕴含着个人层面的反思。毕竟，正如她所说：“在我的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我曾自信满满地以为母乳喂养包治百病。”如今，她坚信与其执迷于母乳，不如将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系好儿童安全带、倾听女儿的心声、帮助她树立自信心……“这些都比母乳喂养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