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9日，日军轰炸后的汉口，供水中断，男子从长江挑水，运到市内。后面是汉口的影院，正上映电影《小夏蒂》。《小夏蒂》，又译作《小海蒂》，是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原为瑞士作家约·斯比丽写给小儿子看的。该书描写了孤女小夏蒂陪伴残疾少女克兰拉读书、料理生活的故事。在小夏蒂的热心帮助和料理下，克兰拉终于恢复了健康。书中的两个小女孩，以及爷爷、牧童、老奶奶，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熠熠生辉。该电影拍摄于1937年，由美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时年9岁）主演，1938年该片已引进中国。此后，该片在全世界有许多新版本，包括日本宫崎骏的动画片《阿尔卑斯山的少女》。

1938年的武汉，正遭遇侵华日军连续数月的轰炸。当时，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和瑞士人沃尔特·博沙德这两位西方摄影记者正在武汉。卡帕和博沙德都对反法西斯运动在远东的延伸很感兴趣，西方媒体也渴望得到中共阵营的消息，两人在这里发展了友谊，并展开了竞争：他们都渴望看到自己的照片和报道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生活》上，都渴望向西方发出“红色首都”延安的第一份报道。

结果，博沙德赢了。1938年4月，博沙德跟随八路军的卡车车队，前往延安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个见到并采访毛泽东的欧洲记者。他还用16毫米胶卷相机拍摄了黑白无声纪录片《延安之旅》，记录了他从西安到延安途中和到达延安后的所见所闻。

在延安，博沙德对毛泽东进行了3个小时的采访，听取了他对中国抗战的看法，还拍摄了毛的肖像照，以及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一张珍贵的照片显示，年轻的毛泽东站在窑洞前，衣衫破旧、头发凌乱。此后，博沙德多次拜访毛泽东，并写了一篇关于毛的长篇文章。随后，这组带有照片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和《纽约时报》上。

在延安，博沙德还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窑洞、洞穴里办公，指导前方的抗日战争。街道上，虽然人们的衣服都有补丁，但很干净，军人和百姓都在学习写字，那里的人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沃尔特·博沙德出生于1892年，曾在苏黎世和佛罗伦萨学习教育学和艺术史，他的摄影则是自学成才。此后，博沙德开启了他与亚洲、中国的深厚情缘。

1931年，博沙德赴南京参加5月5日的中国国民议会开幕式，会见并录制了蒋介石、宋美龄、班禅喇嘛、张学良等政治人物，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重视。1932年，他前往新加坡、曼谷、菲律宾和日本。1932年，他被调到北京，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亚洲记者之一。

其间，他赴中国东北（满洲）记录中日危机，并见证了溥仪加冕为傀儡皇帝。1934年到1936年，他再次穿越上海、天津等地，前往蒙古、昆明、重庆、南京。此后，他居住在北京，为美国黑星通讯社工作，直到1939年。其中1938年去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博沙德又回到武汉，经历了武汉4个月的空袭，10月26日，日军进驻汉口，博沙德是为数不多的外国目击者之一。

整个1930年代，博沙德与中国几乎难解难分。“亚洲所有的大人物都知道博沙德，外交官、政治家和军方，因为他喜欢在私人环境中为他们拍照。”他的瑞士同事谈到他的“技巧”：他“没有与日本、满洲或中国官员发生争吵。如今，你需要成为一名外交官，才能以一名记者身份成功地使用相机。”

1953年，博沙德在韩国发生了一次事故——他被树根绊倒，导致髋部骨折。从此，他结束了摄影报道职业生涯，回到欧洲，住在西班牙的托雷莫利诺斯和隆达，直到1975年11月，他在83岁生日后不久去世。

从国际的视角看，只有少数摄影记者像博沙德那样始终如一、专注地关注和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那段艰难时期。

西方新闻界认为，作为一个西方人，博沙德的一大摄影特点是“客观”。他不仅拍中国士兵、军政要人，也拍日本人；不仅拍了毛泽东，还拍了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当时重要的军阀、将军；不仅拍汉口的轰炸，还拍草原上的蒙古牧羊人、人力车上的母子等社会日常……

由于在国家和民族冲突中“努力保持中立的观察者身份”，“非常公平地展示自己的图像和文字，从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简单地展示事实”，“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无偏见的视角”，他的摄影和文字作品更像是一份社会报告，因此具有了历史意义。

1930年，中国空军武装力量，双重曝光。博沙德去世后，其教子兼继承人保罗·霍弗将其书面遗产捐赠给苏黎世现代历史档案馆。馆藏包括日记、笔记、文章集、手稿，以及20000张正片和负片、幻灯片、玻璃板、大型相册和电影胶片。此外，瑞士摄影基金会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博沙德的约60000张底片。

1933年，北京附近抗击日本侵略的据点。与人们通常了解的“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日军全面侵华”不同，实际上，早在1933年1月至5月，中国军队就在山海关、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各隘口与侵华日军展开激战。此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涌现出宋哲元、傅作义、董其武、张自忠、赵登禹、郑洞国、何柱国、徐庭瑶、杜聿明、戴安澜等一批抗战名将。其中，密云古北口战役，被称为“北京抗日第一枪”，历时75天，中国军队以伤亡1.6万余人的代价，击伤击毙日军7000多人。博沙德的照片，准确反映了历史。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博沙德写道，在前往延安的途中，道路崎岖不平，车队前进缓慢，即使车轮上安了链条，还是经常打滑，有时沿着悬崖边缘摇摇欲坠，让人紧张害怕。越往前走，庄稼越少，村庄越破旧。正当博沙德以为进入了一片荒芜之地时，他突然看到一个奇特现象：一群年轻的中国人，洋溢着青春年华的朝气，沿着这条崎岖道路行走。这些年轻人虽然穿着朴素，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但他们像朝圣者一样，在前往“麦加”的途中，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19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左翼青年们认为国统区的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相反，“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展示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魅力，在中国西北角的这座“太阳城”，“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左翼摄影青年沙飞就是被这种理想主义所吸引，于1937年下半年去了晋察冀边区，待了13年。

1938年，中国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术训练。博沙德从青年时代就开启了与亚洲的深厚情缘：1919年前往苏门答腊岛，1927至1928年参加由埃米尔·特林克勒率领的德国中亚克什米尔和新疆探险队，1929年在阿富汗记录阿富汗新国王登基庆典，1930年被德国摄影服务局派往印度。在印度，他成功地拍摄了一系列备受好评的圣雄甘地私生活照片。随后，他在暹罗、柬埔寨、掸邦、湄公河上游流域、法属老挝和安南进行报道。

1938年，中国国民党士兵在闲暇时间下象棋。苏黎世现代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大量博沙德摄影、纪录片的精华，1/3都与中国有关。博沙德习惯把所有的照片洗出来，贴在纸上，但文字注解的缺失，却给识别内容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副馆长聂里希说，希望与中国的学者合作研究。在一部《武汉撤退》的影片中，武汉的青年、孩子都在用各种方式号召抵抗侵略、抗日救亡。此外，博沙德还为一位在高尔夫球场边站岗的士兵、一位街头耍刀的小男孩各拍了一组照片。

1938年，山东，一辆轿车在去曲阜孔庙的路上，百姓帮助过桥。1940年代，博沙德告别中国，前往波兰、希腊、伊拉克和伊朗担任战地记者。1942年至1945年，他驻扎在华盛顿，是旧金山会议、雅尔塔会议和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观察员。1946年至1949年，他再次来到北京。1949年至1953年，他在中东担任记者。

1938年，被子弹击中的士兵。这是博沙德“中国游击队生活”系列中的17张照片之一，在该系列中，他讲述了一个农民成为游击队战士并最终成为英雄的故事。也有资料说，这是一名在国民党军队只待了半年的军人，名叫朱海文，在一次与日本小型侦察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中腹部受伤。这张照片抓住了士兵中弹后后仰倒地的瞬间，具有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瞬间”的鲜明特征，与他的朋友罗伯特·卡帕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名作《共和国战士之死》有异曲同工之妙。

1938年9月，汉口，一群在室内避难的中国孤儿准备撤离。上世纪20至30年代，博沙德已经成为国际摄影新闻的先驱。博沙德在中国记录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党合作抗日。在汉口，他拍过进军汉口的日本士兵，还拍过坐着人力车的中国淑女。他热爱中国的一切，拍过北京的城门、街道、寺庙、巫师、鸦片、紫禁城，拍过绵延的长城，以及上海的龙华宝塔。

1938年，汉口，一个女孩正等待疏散，她神情从容，眼神坚定。1953年在韩国发生意外受伤后，博沙德完全退出了新闻业。随着越来越专注于报告文学写作，博沙德曾经的名气也逐渐消退。1975年去世后，这个曾经闪耀的名字变得完全默默无闻。博沙德几乎被国际摄影界遗忘了。他的作品都尘封在瑞士、德国的档案馆中。但最近几年，中国开始重新“发现”这位伟大的摄影家。

1935年，重庆，长江上的货物转运。2011年，在苏黎世现代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聂里希博士的努力下，博沙德的部分档案在北京、上海、甘肃等地展出。2015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探访了苏黎世现代历史档案馆。2018年4月27日至8月5日，香港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UMAG）展出《博沙德在中国：记录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变革》。这是博沙德的全套作品首次在亚洲展出。2019年11月，博沙德的部分照片参加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5月3日，沃尔特·博沙德和罗伯特·卡帕的“为中国而战”主题双人摄影展，在北京清华大学美术馆举办。

1933年，渭河泥滩上一群拉渡轮的纤夫。博沙德对1930年代的中国的摄影记录，反映了那个关键时期的中国政治气候和社会状况。博沙德的研究者、策展人诺思博士（Knothe）评价，博沙德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个“冒险家”。“他相貌英俊，善于交际，是一个很有组织力的旅行家。他会说普通话，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