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有一块世界大战诗人纪念碑，上面镌刻着16位诗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就是罗伯特·格雷夫斯。他全名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英国诗人和作家，1895年出生，1985年去世。

他出生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在一线服役，多次负伤回国，甚至有一次被误报成战死人员。少年时代接受的绅士教育，抵不过战争的真相。尽管他在回忆录《向一切告别》中并未表现出反战主义，但平静的语调下随处可见谎言、无意义与荒诞。

战争结束后，格雷夫斯结识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做过埃及皇家大学的文学教授，也经历了婚变。他最终决定离开英国，旅居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回到故乡。

不光彩的懦夫

格雷夫斯撰写过多部畅销神话与历史小说，包括1976年改编为经典同名电视剧的《我，克劳迪乌斯》（I, Claudius）。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回忆录《向一切告别》，书中记述了他前三十年的生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四年半前线服役经历。

1895年7月24日，罗伯特·格雷夫斯出生于伦敦西南部的温布尔登（Wimbeldon），也就是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举办地。19岁的格雷夫斯，参与了一场推动网球运动发展的运动。当时，他在1611年成立的男子寄宿制学校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 School）读了5年，并在前一年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古典学奖学金，负责校刊的编辑工作。

可惜，他参加了好几年、受益良多的诗社结束了。两名诗社成员以笔名发表了诗作，而笔名的首字母拼起来恰好是Case，也就是“恋情”的意思。其中一人的情敌出于嫉妒心理，向学校告发了这件事。本来就看不上诗社的校方，顺势将诗社取缔。从此之后，格雷夫斯就成了学校传统的坚定反对者，包括强制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传统，尤其是“浪费了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的板球。

《向一切告别》。

他觉得可以借助提倡网球，来打击板球及其代表的恶劣传统，尽管他并非网球爱好者。于是，他在校刊上撰文抨击板球，邀请网球冠军校友声援，还披露了板球协会挪用网球场经费的丑闻，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从此之后，查特豪斯成为了英国公学网球运动的摇篮。十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格雷夫斯只是用就事论事的口气，将前因后果记述了下来，并无隐瞒，也没有给自己脸上贴金。尽管只要他漏掉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他本人或母校的形象都会变得更加高大。

对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一件事，他同样是这样处理的。如果说网球风波还可以算是阴差阳错的话，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属于伪善乃至于狡猾了。1917年，在上一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Somme）中负伤的格雷夫斯，回到了前线。上级要求他参加一次军事法庭，受审者是一名临阵脱逃的爱尔兰军士。格雷夫斯和参审军官们都收到密令：懦夫行为绝不能宽恕。换言之，军士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交战双方的士气都早已不振。正如格雷夫斯所说：“在战壕里，爱国主义是过于遥远的情怀，并遭到士兵们的排斥，士兵们认为它只适合平民和战俘。一个新来的士兵在大谈爱国主义时会马上被勒令闭嘴。”索姆河战役中，英法损失了超过60万人，只有通过严厉的军法才能勉强维持战线。

于是，格雷夫斯要么判处军士死刑，要么拒绝参加审判，然后自己为此接受军事审判。格雷夫斯明白，自己若是处在受审军士的情况下，同样会被猛烈炮击吓得和同伴们一起逃跑，所以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判决书上。这时，幸好有一名同样有资格出席审判的“性格冷硬”的军官愿意顶替，总算是给格雷夫斯解了围。格雷夫斯没有讲军士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他逃过了审判庭，也可能是因为他给出的暗示已经足以让读者推断出结果。

与可以通过叙事手法隐瞒真相的网球风波不同，逃避审判一事环环相扣，没有一个多余的环节。只要格雷夫斯动笔了，那么除非他直接撒谎，否则这注定是一件尽管情有可原，但终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

当然，在他服役期间，他也见惯了厚颜无耻的扯谎。1915年，他读到的官方档案中明确有20份枪毙逃兵的命令，但在几天后的国内听证会上，军官否认有英国士兵在法国因违反法纪而被处死。

南希和珍妮这样的人儿在哪里？

格雷夫斯家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尽管出身于主教家庭，但并不虔诚，承担督学职务之余以写诗自娱。他的外祖父是德国慕尼黑的著名儿科医生，长女就是格雷夫斯的母亲。他的叔外祖父是“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冯”本身只是一个德语介词，意思是“来自”，是德国贵族姓氏的标志。兰克家族原本世代在德国做乡村牧师，1865年才凭借着利奥波德的史学成就获封贵族。格雷夫斯刚刚从查特豪斯公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随即应征参军。

尽管他有不少亲戚在敌方阵营，可他一开始并未受到歧视或虐待。英国与德国的官方和民间交往一直非常密切，英德通婚并非个例。在战争期间，尽管他的母亲还与德国的亲戚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间接通信，但格雷夫斯本人并未参与。

格雷夫斯到前线后发现，他所在的连队总共有5名年轻军官，其中有4人的父母中有一方是德国人或者德裔英国人。一名英德混血军官说：“我很庆幸自己参军了。要是迟上一两个月，他们就会指控我是德国间谍。”当时的格雷夫斯还不以为意，回答道：“嗯，我有三四个舅舅，还有好几个表兄弟，正坐在对面某个地方……但那其实没什么。我不会拿他们说事儿。”

格雷夫斯的这段话并不完全属实。在正式入伍前的训练期间，就有人怀疑他是德国间谍。到了1916年索姆河战役期间，他又被一名心怀嫉妒的军官盯上，挑起了“冯”字代表的德国关系，结果是：“所有的军官都对我格外提防……更不幸的是，在英国被捕的最声名狼藉的德国间谍，用的是‘卡尔·格雷夫斯’这个名字。我的那个宿敌放话说，卡尔和我是亲兄弟。”

在对国家的看法上，英国士兵们表现出了明显的认知失调。格雷夫斯写道：“他们相信大部分关于德国的情况和对其国民情绪的报道，但他们几乎或全然不相信读到的关于英国存在类似情况和国民情绪的报道。”他们相信报纸上描绘的穷兵黩武的德国，相信德国人堪比一千多年前横扫罗马帝国的野蛮游牧民族“匈人”，但读到国内的战争宣传时会“无法理解大行其道的战争狂热”。格雷夫斯1916年的一段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1916年4月，格雷夫斯休假回国，随后被安排在国内服役。但随着7月索姆河战役打响，他被召回了前线，“愉快地乘坐一节火车头奔赴前线”。7月20日，连长格雷夫斯参加了一场对树林的进攻，结果遭到德军的猛烈火力网阻击，全连在接敌之前就损失了三分之一。格雷夫斯本人也受伤了，又被一枚口径200毫米的火炮波及，多亏军医领着担架队才把他抢救下来。

格雷夫斯被放在救助站的角落里，昏迷了超过一天。恰在此时，返回的团长没注意到格雷夫斯，于是照例给他的家人写了吊唁信，信中说他“伤势严重……在被送往总部的路上离世”。过了10天才纠正过来，不久格雷夫斯就乘坐医疗船回国了。

这不是格雷夫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负伤回国。在他和其他归国士兵眼里，“英国看上去怪怪的”。当时有一份典型宣传材料，题目是“一位母亲对一名普通士兵的回应”。英国国内一直有反战和平主义运动，哲学家、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是运动的一员主将，这份宣传材料正是针对和平主义者的。

“对那个可怜巴巴地自称‘普通士兵’的男人，我要说的是，我们女人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我们绝不容忍在没有和平的地方响起‘和平！和平！’的聒噪。” 文中写道，“死者、将死之人与‘轻微负伤’的‘普通士兵’不会向我们哭喊，说他们的鲜血白流了。”

同时，英国各路媒体也纷纷附和。《晨报》称之为：“最重要的内容，得以最广泛的流传。”《星报》更将其誉为：“一封已成传世名篇的信笺。”格雷夫斯则宁愿与战友西格夫里德（Siegfried）整理诗歌，来消磨时间。他们并没有公开抗议战争，反而觉得最好的去处是回到法国，因为本土的气氛“更加无耻和疯癫”。

西格夫里德后来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战斗士，将一份剪报寄给格雷夫斯，上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反战者必须被释放》和《结束战争》。同时，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格雷夫斯也有了妻子南希和女儿珍妮。丈夫和父亲的分量，逐渐超过了青年军官的身份。

1918年底，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均已投降，格雷夫斯于是被调往爱尔兰镇压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有一天，他在宿舍里写了一首打油诗，开头是：“世间可有一首甜甜的歌儿，是唱给南希或珍妮？”写着写着，《不列颠掷弹兵进行曲》的歌词闯了进来：“有人谈起亚历山大，有人谈起赫拉克勒斯。”

亚历山大是古希腊马其顿王国国王，曾率军东征波斯，最远兵临印度。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斩杀九头蛇，活捉地狱三头犬，立下十二伟业。但这两位大豪杰随即被赶出了格雷夫斯的脑海，他的下一句诗是：“但是像南希和珍妮这样的人儿在哪里，像她们这样的人儿在哪里？”

格雷夫斯马上意识到，是时候解甲归田了。

结识“阿拉伯的劳伦斯”

格雷夫斯复员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语与文学专业。战争期间有许多学生中断了学业，战后的牛津大学特别拥挤，尤其是对格雷夫斯这样已经成家的人。

他的妻子名叫南希·尼科尔森，两人初次相识是在1917年。当时，南希只有16岁，思想独立，喜欢画画，在一家农场独立生活。两人接连生了四个孩子，过着劳苦却也和谐的生活，可惜还是在1929年分道扬镳。

夫妻俩开过一次杂货店，不仅赔了钱，而且耽误了学业，在系主任的帮衬下才勉强拿到学士学位。格雷夫斯起初靠写作养家糊口，直到1926年经人推荐，获得了埃及皇家埃及大学英语教授的高薪职位。

当时的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国王福阿德一世（Fuad I）不久前将开罗大学改组为皇家埃及大学，设有科学系、医学系和文学系。文学系教师以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主，只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所有人都不会说阿拉伯语。

Robert Graves。

推荐格雷夫斯的人有文学评论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前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还有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劳伦斯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担任英国联络官，协调和帮助阿拉伯人领袖们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他凭借自传体著作《智慧七柱》，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一举成为公众偶像，1962年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是震撼了观众的心灵。

格雷夫斯初次与劳伦斯见面，在1920年的2月或3月，劳伦斯接受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的典礼现场。格雷夫斯只是一名普通的宾客，劳伦斯却主动跟他搭话。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格雷夫斯只要有空就去劳伦斯的书房，但从未问起过阿拉伯大起义的事，因为“我和他之间约定好不提战争这个话题：我们都吃过战争的苦头，正享受在牛津大学的悠闲时光”。

两人会谈起劳伦斯战前在中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但最主要的话题还是现代诗歌。劳伦斯当时正在写《智慧七柱》，厚厚的手稿就摆在书房的大桌子上，格雷夫斯也在创作诗集《窗间镜》。两人甚至曾打算合写一部仿照政府蓝皮书体裁的讽刺作品。尽管两人相差七岁，但都有一颗躁动的心，一会儿提议在万灵学院的大草坪上种蘑菇，一会儿又商量带着学院里的一伙人偷走另一个学院养的鹿。可惜两件事都没有成功。

在格雷夫斯去埃及任教前夕，劳伦斯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推荐了值得游玩的景点：巴勒斯坦、撒哈拉沙漠的绿洲、红海的各个行省、西奈（一片欢乐的沙漠）、三角洲沼泽……此外还有一句富有预示性的话：“我觉得工资挺吸引人的……这份工作或许很有趣，或许很恐怖，取决于你是对此倾注了热情……还是投注痛恨。”

格雷夫斯在埃及生活优渥，受到过国王和高官的热情款待，也为文学系建设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他还是不久便辞职回国了。后来，接替他职位的教授告诉他，他之前的学生里有埃及政治家、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的赛尔（Nasser）。

又过了三年，已经与南希离婚的格雷夫斯，下了自传《向一切告别》：“就此去国，打定心意不再认英国为吾乡。”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回到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