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给人的形象，常常是一位忧郁内向的隐士，在湖畔与山林之间吟诵着自然之美的诗篇。这幅图景契合源于中东，播撒西方的隐修传统，梭罗的不少朋友也确实致力于打造工作与诗歌并行不悖的乌托邦社区。梭罗受到了朋友们的影响，但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探索之路。

他有着优秀的动手能力，用一头租来的牛开垦了15亩田地，还经常回城里打零工赚钱。瓦尔登湖小屋卓尔不群，却又非常接地气，不久便成为了一处行为艺术的“现场”和小镇的谈资。通过与来访者的互动，梭罗的身影逐渐放大，湖滨木屋成了一间向全世界讲述梭罗理念的广播站。

通往瓦尔登湖之路

《瓦尔登湖》里有一篇的题目，叫“寂寞”。梭罗说道：“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社交往往廉价。相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似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离群索居的隐士形象。

梭罗厌倦了与家人、熟人、同乡的无趣交往，于是不避寒暑，选择与夏月冬雪为伴，最多偶尔与几位好朋友神交唱和而已。与纠结于朝野官民之间的中国隐士不同，西方隐士通常不是苦恼于案牍劳形或官场失意，而是希望在孤独中亲近更高的存在或原理。

生活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沙漠隐士圣安东尼（St Anthony of Egypt），正是典范。为了追求圣洁的生活，他散尽父母留给自己的家财，不断追求更荒僻的隐居地，他先是住村庄外的洞穴里，最后到了沙漠中一座废弃的碉堡里，在里面独自生活了20多年，靠朋友定时送来水和面包生活。

悠久的隐修传统从东方传到西方，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具体实践方式。到了梭罗生活的19世纪，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隐修精神内核的“乌托邦社区”蓬勃发展起来，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梭罗自然没有缺席。事实上，《瓦尔登湖》的直接缘起，正与此直接相关。

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就加入了以作家、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为旗手的超验主义圈子。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圈子。爱默生喜欢在院子里伺弄苹果树，他的朋友们也经常在夏天到湖边或山里的别墅聚会消暑。

一位对梭罗颇有好感的女士写道，她和梭罗泛舟，感受着“漫溢着苹果花香的微风”和“简直像在涨潮”的翻涌河水，惬意极了。他们办诗社、做杂志，生活就像19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食莲人。

“岛上的食莲人来了，把船围住。这些忧郁的人长着温柔的眼睛，绯红的霞光映衬着他们暗淡的面影。他们带来具有魔力的莲花茎枝，把花和果实向远方来客分送，不论是谁，只要尝一尝莲子，在他耳中这海浪的澎湃汹涌，立即远远离去，化为彼岸的嗡嗡。”

超验主义者偶尔也会一时兴起，买下一块地，召集朋友们一起生活。于是，一个乌托邦社区就这样成立了。有朋友曾邀请梭罗参加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但他拒绝了，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情愿把我的单身住所设在地狱里，而不是天堂。”

不过，事实证明，超验主义者办的乌托邦社区并非天堂。布鲁克农场“白天在草场挤奶，夜晚在炉边写诗”的愿景没能持续多久，两年后便陷入负债累累的困境。之后的一场大火，更是毁掉了没上火灾保险的木屋，农场只得关张。

去瓦尔登湖之前，梭罗长住爱默生家。梭罗办学失败后，爱默生邀请他到家里生活，承担勤杂工、园丁、育婴师和家庭教师的工作，一做就是两年。在工作之余，他还有丰富的时间与爱默生及其亲友交往，尤其是亲眼目睹爱默生对文学的专注。正是这段经历坚定了梭罗追求文学的信念。

尽管爱默生家不在野外，就在康科德（Concord）镇上，却以一种有限却可持续的方式建造了一个小乌托邦。梭罗对此深有感触，他感叹：“这个迷人的新世界离我们这个庸俗的商业世界这么近，但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正如生命不知近旁的死亡，也正如散文不了解毗邻的诗歌。”

尽管在这个阶段，爱默生是梭罗的榜样和导师，但“大隐隐于市”并不让梭罗完全满意。在英格兰乡间大宅附近览胜清谈的勋爵也好，在清秀的湖畔小筑品茶吟诗的新英格兰骚客也好，都是梭罗无法也不愿成为的人。他渴望真正的荒野，而且作为铅笔厂家的小儿子，他也拥有大部分朋友不具备的动手能力与实践精神。

在爱默生家住了两年后，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快些离开，住到湖边去……但是我的朋友们问我去那里要做什么？就去那里观察四季的变迁不也是足够有益的工作么？”不过，梭罗没有立即出发，他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经历了很多。

先前和梭罗一起办学的兄长死于破伤风，梭罗开办康科德图书馆，发表反对奴隶制的演说，去纽约追求文学事业，甚至不慎酿成了一场山火。梭罗在与朋友野餐时，篝火引燃了枯草，转瞬之间烧光了康科德镇周围的林地，面积有100多英亩，略小于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要不是朋友的父亲是镇上的大人物，并且替两人赔偿了损失，他们恐怕难逃官司。

经历了这一切，湖滨与山野的呼唤在他心中越发响亮。

我要做一只雄鸡

有人或许会觉得瓦尔登湖是野外，其实并非如此。梭罗一生主要生活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又称“麻省”）的小镇康科德（Concord），康科德东南20公里就是波士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列克星敦（Lexington）大致在康科德与波士顿的中线上。瓦尔登湖就在康科德南边4公里左右，骑车的话，最慢也用不了20分钟。

梭罗正处于美国铁路大发展的年代。1842年，始发波士顿、终到马萨诸塞州芬奇堡（Fitchburg）的铁路开工。两年后，铁路修到了康科德西南角，大大带动了周边的地产开发。现在，康科德火车站的地址是梭罗街90号。

梭罗的父亲就在铁轨旁买了一片空地，结束了6年的租房生涯。同时，爱默生相中了瓦尔登湖周边的荒地和森林，一年后又买下了湖南岸的土地。不夸张地说，爱默生成为了瓦尔登湖的主人。恰在此时，梭罗从纽约返乡，想要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独处。两人一拍即合，爱默生同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一座“诗人的栖居小屋”，梭罗则同意开荒种地，再把自己建好的房子卖给爱默生，只保留居住权。

梭罗选定的屋址在湖正北的山坡上，山后是3到4英亩大的松林，屋子东南边有一棵“大得几乎荫蔽了我的房屋”的栗子树，附近还有几棵高耸入云的白松可做建材。难怪《瓦尔登湖》的别名是“林中散记”。

此外，他还买下了一间铁路工人废弃的工棚，木板拆下来晒干后就是良好的板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梭罗在1845年5月初叫上朋友们，开始正式建房了。房子建好后是开垦田地。他雇了一头牛，亲自拉犁，开出了2.5英亩（相当于15市亩）地，种上了土豆、豌豆、菜豆、芜菁和玉米，其中沙地上的菜豆田足足有11公里长。

玉米主要是他自己吃，土豆和各种豆子则用于出售。他在《瓦尔登湖》里记录了一季的收支：豆子卖了16.94美元，大土豆卖了2.5美元，小土豆卖了2.25美元，再加上干草秸秆的收入，减去购买农具、种子、篱笆和雇工的成本，他一共赚了8.715美元。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康科德做公立学校教师的年收入有500美元。两相对比，务农实在不太赚钱，仅能自养而已。

瓦尔登湖畔，学生游客们走过梭罗铜像、梭罗小屋的复制品。

但他对干农活甘之若饴：“我爱上了我的一行行的豆子，虽然它们已经超出我的需要很多了。它们使我爱上了我的土地，因此我得到了力量，像安泰一样。”安泰（Anta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只要双脚还站在大地上，他的母亲（大地女神盖亚）总能治愈他的伤痛，恢复他的力量。英雄赫拉克勒斯与安泰比摔跤，把他举在空中才掐死了他。事实上，梭罗真的将种豆比作“赫拉克勒斯的小小劳役”。

梭罗为什么要来瓦尔登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写作。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找了一间康科德的阁楼开始写日记。他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思索和写作。但在那时，写作与生活是分离的。他要教课或者在家族的铅笔厂帮忙，而写作是另外一块事情，不管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与生活隔离的。如今，经过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圈子的多年交往，梭罗想要将实验推进一步，将写作与生活合而为一。爱默生在瓦尔登湖周边购置的土地，恰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不过，如前所述，瓦尔登湖离康科德、离波士顿、离“社会”都太近了。他的小屋旁边就是人来人往的道路，赶集的人、进城的人、钓鱼的人、闲逛的人，都能远远地望见显眼的梭罗木屋。家人每周会固定时间来找他，过路人也常常停下来与他攀谈。为了多赚一点钱，梭罗也会和以前一样到镇上做日结的勤杂工，或者到爱默生家里帮忙。

这就是他与沙漠隐士、乌托邦社区或文人别墅的最大区别：自立而不孤立。

他在《瓦尔登湖》中有一句名言：“我的屋子里有三张椅子，寂寞时用一张，交朋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事实上，没过多久，他的小屋中就常常人满为患。他的自立生活实验，成为了当地的重大话题。正如《梭罗传》的作者劳拉·达索·瓦尔斯（Laura Dassow Walls）所说：“他在瓦尔登湖生活的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会成为，而且永远是标志性的行为艺术。”

这未必会减损这场实验的价值，但肯定扭转了它的方向，梭罗迅速认清并适应了这一点。于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宗旨与做法，成为了梭罗思考的新元素，《瓦尔登湖》也因此具有了沉静内敛以外的另一种声音。用梭罗自己的话说：“我不打算写沮丧的讴歌，而是要像早晨的雄鸡那样骄傲，站在它的窝里，把邻居们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