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民主共和国因首都金沙萨，又称刚果（金），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经受过奴隶贩子扫荡、橡胶象牙劫掠与32年独裁统治。1996年爆发、至今尚未完全平息的内战，更是造成了超过500万人丧生。但是，与比利时残暴殖民统治、邻国卢旺达的大屠杀相比，刚果战争是一场被遗忘的大战。

为了全面还原这段仍处于进行时的历史，美国政治学家贾森·斯特恩斯（Jason Stearns）创作了《刚果战争》一书，力图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并从体制层面探究刚果乱局的深层因素。正如《金融时报》评论的那样：“在这本书中，斯特恩斯客观严肃地讲述了刚果的危机……最重要的是，他并未盲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见，拒绝在导致刚果崩溃的众多罪魁祸首中随便找一个替罪羊了事。”

超越独断论与不可知论

1994年开始的卢旺达大屠杀，是影视作品的热门题材。2004年，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卢旺达饭店》上映。次年，另外三部从不同角度展现这场惨剧的影片相继推出：以女性为主角的《上帝忘了卢旺达》、浓墨重彩地呈现血腥场面的《四月某时》、镜头语言更加克制的《杀戮禁区》。

相比之下，与卢旺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刚果战争，却少有人关注。从1996年爆发到2003年和平协议签订为止，500多万刚果人丧生。与卢旺达接壤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基伍（Kivu），直到现在战火未息。这是进行时的暴力。

《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外界看待包括刚果战争在内的非洲冲突时，通常会有一些标准的模板，或者说滤镜。一种滤镜是人道主义，只看到难民营中眼神呆滞的小男孩与丛林中新鲜的血迹。另一种滤镜是新殖民主义，认定非洲苦难的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工具。还有一种滤镜不妨称作万花筒，在这种视角下，非洲是混沌的代名词，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奇幻而不可理解的。最后还有种族主义。

至少在表面上，种族主义如今基本被驱逐出了话语领域。1904年，一名矮个子刚果人被带回美国，与猩猩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展览。《纽约时报》评论道：“俾格米人是一种低等人类。”我们不会再说这种话了，但或许仍然会觉得非洲发生的冲突离我们太遥远了，甚至那就是非洲人的本能，就像狮群争夺地盘一样。

从这些滤镜出发，我们会更能理解为什么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对刚果（金）的援助与维和行动充其量是治标不治本。斯特恩斯对此做出了尖锐的批判，正如他所说：“总的来说，西方政府最大的罪过在于无知和无视，而不是直接的剥削。我们对这场复杂到无法用一句金句概括（而且遥远到与地缘政治无关）的危机根本漠不关心。”

不过，作为中国读者，如果只是顺着斯特恩斯的字面意思，看到他批判西方就沾沾自喜，那也是无知且无耻的。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几个滤镜，正是我搜索自己的头脑得出来的。换言之，如果把我放到西方政府的位置上，我也未必能做出更高瞻远瞩的决策。

正因如此，《刚果战争》不是远方惨剧的纪实，而是一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作品。斯特恩斯的出发点是接纳刚果战争的复杂性，而不是武断地应用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不可知论。恰恰相反，在采访众多政客和军官的过程中，斯特恩斯越来越感觉到，刚果（金）的惨剧有着体制性的原因。“正是这个体制让那些主角得以手握权力，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制造了这样的混乱与苦难。”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斯特恩斯详细讲述了刚果战争的各个阶段与各方势力。当他将视角从难民营中移开，来到办公室与咖啡厅时，一张张繁复但绝非杂乱无章的蛛网逐渐呈现了出来。

你有枪，你不需要薪水

1960年，刚果（金）独立。1965年，军队总参谋长蒙博托（Mobutu）凭借政变上台，开始了30多年的独裁统治。蒙博托一直依赖分而治之的权术，虽能勉强保持自身的至高地位，代价却是国家机器的衰弱与失灵，甚至他倚重的军队也不例外，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中所说，“失败的利维坦”。

这一点，在1996年战火烧入刚果（金）境内后表现得淋漓尽致。1996年10月，负责守卫国家东大门布卡武（Bukavu）的军官普罗斯珀·纳比奥尔瓦（Prosper Nabyolwa，通称“纳比”）说：“我们没有一支统一的军队，我们有的是分散的个体。”从他指挥的部队构成来看，这话丝毫不假。

布卡武守军共有2000人，包括800名总统卫队、1000名国民卫队和200名伞兵。伞兵是蒙博托上台初期建立的精锐部队，官兵训练有素，纳比本人就在比利时和美国接受过培训。但这也引起了蒙博托的忌惮，他担心一支团结守纪的职业军队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从1975年开始清洗接受过美式训练的军官，将自己的老乡们提拔到了高位。到了1996年，伞兵名为正规军，待遇却最差，早已经为了糊口“下海”，干起了安保公司的行当。

不仅如此，蒙博托还扶持了总统卫队和国民卫队这两支互不统属的准军事单位，并安插了亲信，甚至挑动内斗。当时，在卢旺达政府支持下的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叛军即将发起跨越上千公里雨林的远征，国民卫队却公然抗命，拒不开赴前线。纳比向首都的总统卫队总部求助，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在金沙萨也有麻烦，你知道吧。我们这里也需要士兵。”

在政权灭亡前夕，刚果（金）全国有一半的将军是蒙博托的乡党，三分之一是他的同族。但这并没有保证国家的稳定，反而让将军之间明争暗斗，甚至发生火并。至于腐败现象，就更不用说了。蒙博托曾对士兵们公开说过一句名言：“你有枪，你不需要薪水。”

推翻蒙博托的远征的名义领导人是卡比拉，他是一位老革命，从蒙博托刚上台的时候就在打游击。但这实际上是一次代理人战争。正如为他提供支持的卢旺达情报长官所说：“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位叛军领袖。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让整个行动看起来像是刚果的行动就可以了。”

事实上，卡比拉的叛军本身早已衰落。正如斯特恩斯所说：“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强盗。”他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便是1975年潜入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位于坦桑尼亚的研究所，绑架了四名研究人员，连一贯容忍他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都大发雷霆。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半年时间里横跨几千公里热带雨林，一路上几乎可以用“有征无战”来形容，结束了长达32年的蒙博托政权。不过，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斯特恩斯对刚果体制的思考也渐渐进入高潮。

老教授做党主席

蒙博托下台后，卡比拉随即成为总统。尽管刚果战争第一阶段的主导力量是卢旺达，但卡比拉并不甘心受摆布，甚至在不久后便将卢旺达军队驱逐出境。于是，怒火中烧的卢旺达政府决定再次发动军事行动。

1996年，卢旺达上校、2010年至2018年出任国防部长的卡巴雷贝（James Kabarebe），率军推翻了蒙博托。两年后，他又要率军直捣金沙萨，推翻卡比拉。卡巴雷贝初期势如破竹，顺利攻入刚果（金）首都。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津巴布韦、安哥拉立即进行了武装干涉，将卢旺达领导的叛军赶入丛林。一场有9国参与的“非洲世界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斯特恩斯在题为“叛乱教授”的一章中说道：“刚果战争就像一台旋转的离心机，把更加冷酷无情、政治适应能力更强的领导留在了权力中心，再通过新的商业交易和政治联盟让他们改头换面，而无关紧要的人则被甩到政治生活的边缘。”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推翻蒙博托的刚果战争第一阶段，更适用于卡比拉上台不久后发生的第二阶段。后者常常被称为“第二次刚果战争”，但这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正如斯特恩斯所说，刚果战争“不是一场战争，甚至不是两场，而是至少四五十场紧密相连的战争”。

刚果战争第二阶段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充分体现了离心机一般的刚果冲突。1942年出生的政治学家埃内斯特·万巴·迪亚·万巴（Ernest Wamba dia Wamba），他在美国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同时密切关注着刚果国内的动态。1980年，万巴回到非洲，在坦桑尼亚首都做大学教授，并受尼雷尔之邀，为东非政治建言献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与曼德拉、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等非洲领袖建立了友好关系，还参与起草了《非洲反种族灭绝宣言》。

卢旺达政府看重万巴的履历，尤其是他手上既没有沾血，也没有捞钱，于是推举他为新成立的刚果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主联盟”）主席。联盟的财权掌握在卢旺达手中，卢旺达组织的叛军已经在刚果境内打了两个多月的仗，老教授万巴则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表演讲，讲述刚果的历史与民主联盟对刚果人民的责任。但许多部下丝毫不信任这位主席，一位乌干达军官甚至劝告民主联盟的一位领导：“让这位老先生回去写书吧，我们要开始干活了。”

对于民主联盟的无力与领导层的腐化，万巴深恶痛绝，但也无能为力。他只做了不到半年主席就黯然下台。尽管他之后依然不懈为刚果人民谋求福利，筹款修路，但终究无法改变靠边站的事实。等到斯特恩斯采访他的时候，他住在金沙萨城外大约40公里的郊区陋屋中。斯特恩斯问起“万巴教授”的名字，无人知晓。最后是一位路边女小贩反应了过来：“啊！那个老政客！”

与大多数进入刚果政府后沦落的同志们相比，万巴称得上出淤泥而不染。但正如斯特恩斯所说：“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万巴大大低估了由一个强大的组织施行他梦寐以求的崇高改革的必要性。”

自从16世纪阿拉伯奴隶贩子进入刚果河流域大肆掠夺以来，刚果这片土地上从未建立起有力的政府。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大规模援助也造成了“挤出效应”，国际机构承担了大部分公共建设与服务工作，反而让刚果政界可以安心地尸位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