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19世纪以记述独居湖畔时光的《瓦尔登湖》一书闻名。他为什么要开启这次两年多的人生实验呢？答案蕴含在他的“前瓦尔登”岁月中。

美国作家劳拉·达索·沃尔斯（Laura Dassow Walls），在《梭罗传》中详实地记述了梭罗的完整一生。在劳拉的笔下，家族铅笔厂生意、儿时经历的教育改革运动、与超验主义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交往，都促进了梭罗的成长。但他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自身蕴含的天才，归根结底在于贯穿他一生的自我修行。

在这样的视角下，瓦尔登湖不过是修行的一站罢了。

铅笔厂二代

我知道梭罗和《瓦尔登湖》，是在高中时。《瓦尔登湖》是新课标必读书目里的一本，初中老师就让我们读，但我一直提不起兴趣看，看书名就觉得无聊。在学校外面教辅书店的必读书目专区中，我又看到《瓦尔登湖》的勒口上写着，这本书是一个100多年前的美国人思索自然，沉思宇宙的笔记。

不仅如此，我们高中还有一位绰号“独处”的男生，他呆呆木木的，很少与同学们交往，甚至动作都有些不协调。我清楚记得，《瓦尔登湖》是他最喜欢的书，是他语文课堂展示的主题。这些都没有提升我对梭罗的好感，只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避世乃至厌世的人，一个消极无为的隐士。

正因如此，《梭罗传》作者劳拉自述与《瓦尔登湖》结缘的经历，让我颇为震惊。她也是十几岁时在本地书店里看到这本书的，她说自己的反应就像猫闻到了猫薄荷。猫薄荷是一种草本植物，含有一种能让猫欲仙欲死的物质。触动劳拉的是这句话：“生活其实是我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尝试的实验，但就算别人尝试过了，对我也没什么用处。”

这确实是一句动人的话，也是一句真切的话，从中能够窥见到一个无法用标签概括的多面人生。瓦尔登湖的两年时光只是一个阶段罢了，既不是梭罗人生实验的终点，也不是起点。事实上，他的人生实验从小时候便播下了种子。

受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梭罗一生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美国东北部城镇康科德（Concord）与东南方向约20公里处的大城波士顿之间，大致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这么大。康科德在美国独立战争叙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莱克星顿的枪声（1775年）素有“打响美国革命第一枪”之誉，是爱国者与英军的首次交手，而英军当时的目标正是去康科德收缴民兵武器。在梭罗出生的1817年，康科德城中到处都是独立战争的遗迹。多年后，他会在日志中写道，康科德是“全世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地方”。

梭罗的出生地并不是康科德，而是波士顿城外的乡村。5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在波士顿西北近郊，是当地常见的冰川湖。那时，梭罗是去拜访自己的祖母，“父母把我从波士顿带到了这座位于郊外的湖边……这个林中一景很长时间都是我梦境的布景”。对自然界的欣赏与崇敬贯穿了梭罗的一生。但就在同一年，梭罗一家迎来了新的转机，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新的色彩——工业与文明。

1822年，康科德的舅舅在康科德北边的山中发现了优质石墨，于是到康科德开了铅笔厂，并邀请梭罗的父亲一同经营。就这样，梭罗一家从此在康科德定居了下来。与5岁前生活的乡村相比，康科德是一座五脏俱全的城镇。他们家旁边就是忙碌的磨坊、铁匠铺、制革厂和铜器铸造车间，城中商铺林立，还有一间为旁边的监狱供应饮食的大酒店。多年后，梭罗还因为抗税而吃过那里的“牢饭”。

梭罗是一名“厂二代”。他没有继承家业，却也像工匠一样追求独立自主。他追求的自由要宽广和深邃得多，但从未真正沦入消极厌世的窠臼中，而是一直保持着实践与积极的面向。

《瓦尔登湖》的第一篇题目就叫“经济篇”。从题目就能知道，这绝不是写景状物的寻常美文，反而详细记述了他在瓦尔登湖畔建造木屋、种植作物的过程，甚至有细致的账目。在这些劳作经营的基础上，他的独立愿景渐渐真切和丰满起来，尽管自给自足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比如在他定居瓦尔登湖的第二年，一场霜冻就让他种下的庄稼全部死掉了。

不过，与其据此说梭罗是在白日做梦，乃至开历史的倒车，倒不如说这彰显了梭罗的冒险精神。

教育改革进行时

梭罗的童年时代，正好赶上了康科德的一场教育改革。自从1647年开始，康科德镇就开征教育税，为全镇儿童设立了免费的公立教育。学校设在镇广场旁边，就一间大屋子，里面摆着80张课桌，不分年级，出勤全凭自愿，课程一百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拼写、语法、算术和三角函数。后两门科目都是实用导向的，分别针对记账和基础测量的需要。

美国作家梭罗

在私有产权的世界里，测量土地的边界是很重要的。“康科德”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土地纠纷。这片居民区正式设市时，叫做“罗姆福德”（Rumford），不久便与邻市发生激烈的边界争执，官司打了20多年，直到独立战争爆发之前10年才尘埃落定。也许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当时的英国总督将罗姆福德改名为“康科德”，意为和睦。测量田亩也是日后梭罗的一项重要副业，他测得的康科德建筑地图，至今珍藏在档案馆中。

康科德公立学堂的语文教学方法，和我国的旧式私塾差不多，基本就是三板斧：朗读、背诵、体罚。课堂讨论、课文讲解、拓展阅读、作文批改之类，全都是没有的。正如劳拉所说，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规训。”除了戒尺以外，讲台上还为特别顽劣的孩子备好了牛皮鞭。

这种格局在梭罗出生后的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为梭罗注入了全新的活力。1822年，一批康科德市民希望提高教育水准，于是集资建立了一所收费的私立书院（Concord Academy），课程设置上对标当时的大学，尤其是波士顿辖区内的哈佛大学。1828年，一场更激进的运动来到了康科德：康科德学园（Concord Lyceum）成立了。用劳拉的话说：“学园标志着梭罗人生的一个新启程。”

“书院”和“学园”，在汉语里看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其实却蕴含着深厚的内涵。Academy和Lyceum都源于古希腊，分别由哲学家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创办，在哲学史上更熟悉的名字是“雅典学园”和“吕西昂学园”。

正如名字暗示的那样，这两所新学校都为自己规定了探究真理、启发民智的使命，尤其是康科德学园。学园不仅课程设置和教学器材更完备，更积极参与到科普与公共事务中。学园开办的讲座兴盛了数十年，梭罗从小以学生的身份参加活动，成人后更经常负责管理图书和讲座记录，还在学园内发表过20次演说，与家乡的听众热烈探讨。

劳拉写道：“虽然梭罗在给更广泛的公众写作，但他脑海中浮现的永远是这群镇上的朋友和邻居……亨利·梭罗几乎不需要离开康科德就能看到世界，他待在康科德的家，世界会来到他身边。”与埋首于书山题海的做题家生活相比，梭罗浸润式的教育环境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摆脱金银的镣铐

1837年，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了。当年，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毕业演说。面对着哈佛校长、师生和校外听众，他犀利地批判了“文质彬彬、行动懒散、温良恭顺”的旧式学者，呼吁学生们“改变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双脚走路，发表自己的看法”，建立一个空前的“真正的人的国家”。

梭罗无疑赞同爱默生的想法，却没有出席这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盛大典礼，很可能是故意的。他认为典礼中的人失去了个性，只是顺从仪式的机器，就连呼吁自由独立的演讲者本人也不例外。这种叛逆的个性，也让他失去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稳定岗位：回康科德做公立学校的教师。这个职位，会让他成为全镇收入最高的教师。他决心践行倡导改革的授业老师的信条，用讲理代替体罚。然而，当年的改革者已经离开，公立学校回到了保守的轨道。校委会中有一名成员是镇上教堂的执事，坚信“体罚是良好教育的基石”。在公开课上，他等着梭罗照例拿出戒尺，但始终没有等到，遂痛斥梭罗。在执事的压力下，梭罗用戒尺打了几名学生，体罚违背了他的良知，他当天晚上就到执事面前辞职了。

辞职为他带来了经济压力，但也拉近了他与爱默生的距离。在爱默生的启发下，他独自生活在阁楼中，并开始了写日记这个延续一生的习惯，一生中将会写下超过200万个词的日记。阁楼日记不是空洞的白日梦，而是“自我修行”，这是超验主义者的核心理念。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神性，生而为人，就一定要有意识地开启、引导和培养自身，从而寻找那个独一无二的内在我。

这句纲领听上去有些空洞，却是理解梭罗缤纷多彩的一生的线索。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屋独居、测量瓦尔登湖的水文数据、为了反对奴隶制而大声呼号、为了抗税而不惜入狱，后来与爱默生分道扬镳又达成谅解。这些做法看似南辕北辙，但在自我修行与推己及人的照耀下，它们都具有了生动而绝不刻板的统一性。

当然，修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公立学校辞职后，他创立了一所自己的培训班，然后到欣欣向荣的大都市纽约追求撰稿人生涯，甚至参加过一个文学同志创办的短命乌托邦社区。从结果来看，这几次尝试都是失败的，但这未尝不是他的本意。

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所说：“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贫困得最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不被事业奴役的自由，是梭罗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