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似乎是一个我们正逐渐失去的老朋友。高中毕业少写字，大学毕业罕读书，有人对此会哀叹世风日下，有人会拥抱科技未来，但他们都有一个隐含的预设——纸已经过时了。

德国学者、洪堡大学荣誉教授罗塔尔·穆勒（Lothar Müller），不认同这个预设。他反驳的手段，是用《纸的文化史》这本书来追溯纸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纸所承载的隐喻与开启的问题面向。

19世纪以来兴起的漂白木浆纸是完美的快消品，衬托出了“古纸”的恒久与珍贵。如果将历史向前追溯，纸的魔力就会逐渐显现出它的本质。纸一直是低价易朽之物，但正因如此，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信念”才有了可能的载体，而这个载体的名字就叫纸币。

如果纸消失了

如果纸在一夜间消失了，那会怎么样？

如今，老师不用再领着学生做操，只需要家长往微信群里发孩子跳绳视频。尽管这并非常态，但在这样一个连身体动作都可以“云端化”的时代，仅仅是信息物质载体一部分的纸张和印刷可能就更谈不上什么必要性了。21世纪初，“纸媒消亡论”还有一定的讨论热度，现在只怕连边缘议题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三三两两的怀旧派在厚古薄今罢了。

与此同时，脱离信息之外的纸本身的审美价值愈发凸显，比如和纸工艺品、别出心裁的书籍装帧等等。为了给自己找到背书，审美纸工作者有的说“这都是古人玩剩下的”，要么寻求新兴技术的加持。但对大众而言，说纸已经死了，应该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远远不如停电或者断网带来的冲击。

但是，德国学者罗塔尔·穆勒却在《纸的文化史》一书中断言：“如今，我们仍然生活在纸张的时代。”《纽约时报》对该书的评价恰如其分：“就算是喜欢电子书的人，也会十分乐见本书能够付梓。”

穆勒没有花太多笔墨来论证这句断言，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基本事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即使我们不是每天要在字面意义上“写”作业的中小学生，隔三岔五也会用到纸，甚至必须去找纸来用。比方说，在超市或餐厅消费后拿到的纸质小票，从耐克专卖店里拿着装在纸盒里的运动鞋回家，或者一边查阅网络资料，一边在纸上记录稍后要用到的Word文档里的要点。无论采取何种态度，任何人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一现象，但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聊的事实，不值得讨论，甚至不值得注意。

《纸的文化史》

这时引入历史维度，就会让一个干瘪的事实转化为一组鲜活的开放问题，比如短暂与恒久的对立。电子媒介的信息很容易更改，网络上的信息更是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与此相比，印刷品似乎更加耐久。不过，印刷品果真就如此可靠吗？

15世纪的一位德国修道院院长，就提出过质疑。他说，纸质印刷书籍的保存年限不如羊皮纸手抄本。这并非一个老古董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不仅了解，而且亲身参与到了当时新兴的印刷潮流中。他与一家印刷厂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他的许多著作既有手抄本，也有印刷本。他的质疑要更加深刻。

正如穆勒所说：“他只是很聪明，早在所有现代媒介理论形成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对立性。”单本印刷书籍的寿命虽然较短，但复制速度与成本的优势使其可以大量传播。换句话说，修道院长提出的建议不是废除印刷术，而是以羊皮纸手抄本作为原件保存，同时用印刷术大量复制，以利传播。

仅从纸本身而言，修道院长在500多年前发出的警告在今天更加适用，因为现代纸的寿命缩短了。正如20世纪德国字体设计师扬·肖奇尔德（Jan Tschichold）所说：“未经漂白的纸不仅更为结实耐用，也更加美观……古老的书籍以及更为古老的手稿，如果没有受潮或者腐烂，那种美妙的色调可以历经千年而不发生改变。”

中国传统造纸材料是树皮和竹子，西方则是旧衣服。而我们今天常见的廉价白纸，是19世纪中期兴起的木浆纸。芬兰、瑞典、加拿大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随着造纸业赚到了第一桶金。由于木浆中所含纤维较短，不易成形，也容易吸收油墨（俗称“洇”），因此需要加入明矾、松香等酸性物质加以黏合，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加快纸张老化。

看起来，如此脆弱和短命的木浆纸，注定与保存、永久、伟大这些概念无缘。德国有一句俗语，“早上是报纸，晚上是厕纸”。19世纪新闻业在数量、速度、规律性和耸人听闻的本事上突飞猛进，却丧失了理性讨论的严肃性。甚至会如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由于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不断将社会议题塞进受众的头脑，并挑动和要求着人们做出积极回应，所以就连曾经是“思想自由的岛屿”的大学也被“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

20世纪不乏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但另一方面，伴随着造纸业的大发展，19世纪也迎来了“手稿学”的春天。

作为原始研究素材，手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手稿是分散而封闭的，但在动荡的拿破仑战争之后，它们纷纷汇聚到了国家建立的大型档案馆中。用穆勒的话说：“从前这些堆满了纸张和秘密……被严密守卫的房间，终于透进了光亮和空气。”

依托这些丰富的素材，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者，开辟了现代历史学的新境界。狄尔泰相信手稿中蕴含着作品成稿不具备的重要价值：“每一张看似无关紧要的纸片，都可能是了解因果的一个要素。一本已经完成的书很少会透露它在创作时的秘密。”

看似吊诡的是，手稿研究的载体是印刷的学术期刊，手稿学者不断将非印刷的文稿转化为印刷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印刷的论文不仅仅是延长了，更是赋予了手稿生命。

风纸与水印

自19世纪末以来，大众传媒和商品消费与纸建立了有力的联系。德国在1928年生产的纸张中有32%是包装用纸，46%是印刷用纸，14%是书画用纸，8%是包括卫生纸在内的其他用途。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且愈发偏向商品端。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的数据，我国2020年的包装用纸产量为7000万吨，文化用纸则不到2500万吨。

由此可见，如果只将目光局限在纸作为信息载体的一面上，那无疑是偏颇的。当我们思考“纸”的意义和价值时，快递纸箱、鞭炮纸筒、卫生纸，乃至书籍的腰封都常常会被开除纸籍。纸本身的多用性、脆弱性和短命性会在一瞬间消失，而转化为某种神秘而崇高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感受并不新鲜。

18世纪末的德国讽刺作家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就说过：“我觉得这世上只有纸质的纪念物。就算我们的同胞在月球岩石和宇宙边界上，穿过新的行星和卫星，在行星和彗星的轨道上为自己建造了永恒的纪念碑，但如果没有纸质证明，也是毫无用处。”紧接着，他就举出了一个突出的例子：纸币。

与面值相比，尤其是与纸币所取代的贵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生产成本趋近于零。不管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币，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指券，还是我国的大明宝钞，都一直面临着认可度不高，迅速贬值乃至于沦为废纸的风险。这也就难怪风会成为纸币的常见意象了。

1732年，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道：“祝福纸张信贷！最后也是最好的产品！借给腐败一双更轻盈的翅膀……一张纸片，像女巫一样来回飘荡，我们的命运和财富，就像风一样：怀揣成千上万看不见的碎纸片，沉默地买下王后，或是卖掉国王。”

蒲柏的诗句点明了“纸片”的双重性。一方面，纸币代表的仅仅是信用，具体来说，是相信人们在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同时到银行要求兑换。而无数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正常情况”是会发生的。但另一方面，只要人们对纸币的信心建立了起来，那么零成本的纸币就能顺畅地发挥与金银同样的交换媒介功能。而为了建立这种信心，除了金本位制、准备金制度外，还有一种早在中世纪就默默准备好的造纸技术：水印。

水印是欧洲造纸工艺的一项特征。造纸有三大工序：首先要将破布、树皮等原料处理成漂浮着纤维的悬浊液；接着用一个有孔的帘子“抄起”纸浆，转移到毛毡或竹席上压制；最后进行干燥、上胶等加工流程。

水印之所以最早在西方出现，原因就在于抄纸帘的材质。中国人用竹帘，阿拉伯人用芦苇帘，而欧洲人用的是木框金属网。对欧洲造纸匠来说，他们只需要在木框里加入一个铜丝制成的模具，于是有铜丝的地方纸浆就会薄一些，从而形成特定的符号。这种印记是在工匠舀起纸浆“水”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叫做水印。

正因如此，水印在纸张成型后很难改动或添加，是良好的防伪手段。不过，水印并不是为纸币防伪而生的。除了技术可行性之外，它可能也受到了欧洲贵族纹章的启发，借以表明纸的“出身”。于是，它自然成为了学者追溯手稿日期和鉴定真伪的手段之一，就像用款识来鉴别瓷器一样。正如穆勒所说：“水印研究的核心隐喻，就是将造纸的过程看成一次生育行为，印在纸上的水印就像胎记一样。”

如果说石碑与庞大的石造建筑代表着时间维度上的恒久，那么纸则代表着空间维度上的延伸。当然，正如纸币的例子所表明，这并不意味着纸本身有什么魔力，而只是它相对廉价且轻便，让抽象的“信心”有了物质的符号。再配合一系列既为纸提供支撑，本身又因为纸才成为可能的制度安排，“纸”才由空洞的符号化为了让人放心甚至膜拜的载体。而它承载的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权力。

在这个更深层的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纸张的时代”有了新的内涵。与其他技术一起，纸成为我们基于信念和信用的承载品。电子身份证、电子合同、数字货币都只是“纸”的当代形式。我们仍然被纸的隐喻统治着，而这正是《纸的文化史》要探究的核心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