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眼联盟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国际情报共享团体，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建立的特殊关系。二战后，尽管各成员国的政治、国防与情报制度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但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不曾中断。

英国情报学专家、曾在英美情报机构工作50年的安东尼·韦尔斯（Anthony Wells），在《五眼联盟》一书中追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讲述了自己亲眼见证的五眼联盟，并给出了自己的反思与新技术格局下的展望。

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艾伦·韦斯特（Allan West）在推荐序中写道：“我想不出有谁比他更适合解读其中的复杂关系以及‘五眼联盟’形成以来的发展状况。”

一部第三人称的回忆录

相比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机关，“五眼联盟”（Five Eyes）的知名度并不高。五眼联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特殊关系”，标志是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Newfoundland）的会面，此次会面的主要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两国的情报合作关系延续到了战后，跨越冷战，一直到今天。

韦尔斯1968年开始在剑桥大学教授、情报史研究者哈里·欣斯利（Harry Hinsley）指导下研究情报学，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情报生涯，直到2018年退休。自1972年出任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讲师一职以来，他便频繁参与英美两国的情报与学术活动，并于1983年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将活动重心转移到美国。

《五眼联盟：50年情报合作秘闻》

作为一部“没有违反美国、英国或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情报组织的任何安全法规或程序”的著作，《五眼联盟》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公开出版物以及作者本人收藏的大量非机密信息。

曾任英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和安全部长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艾伦·韦斯特，为《五眼联盟》撰写了推荐序，称该书“是对五眼联盟较为详尽的介绍”。事实上，无论从本书涵盖内容还是编写体例来看，《五眼联盟》既不是一本以讲故事为宗旨的大众社科类读物，也不是专注于史实细节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本内部资深亲历者的回忆录。

不过，与许多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业绩，或者竭力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惜甩锅给同僚的人不同，韦尔斯采取了一种更为超脱的姿态。似乎他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线索，串起了五眼联盟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这一点，从划分章节的时间节点中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分为七章，除了以展望未来为主题的最后一章外，其余六章皆有对应的时间段，共涉及7个年份（时间段并非严格的前后相继）。

他是在世的唯一一位曾以英国公民身份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又以美国公民身份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除了没有明确意义的1990年、“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以外，其余年份都对应作者本人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1968年是韦尔斯与情报界结缘的年份。1974年，他开始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漫长课程”，也就是辗转于各类船只和岗位的专业培训课程，类似于医生的轮岗培训。1978年，韦尔斯从英国回到美国，次年开始与多个英美情报机构合作。1983年，他正式加入美国国籍。他2018年退休，现居美国弗吉尼亚州。

但以回忆录的标准来衡量，《五眼联盟》又有大量表面上与作者本人经历，甚至与五眼联盟没有直接关联的宏观观察与反思。以第三章为例，这一章的题目是“政治变革和国防架构变革”，介绍了英国国防体制在“二战”后的总体性变化，其核心是建立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管理模式，强化原本相互独立的军种之间的协调关系，但也造成了官僚化和海军政治影响力下降等弊端。

接下来，作者将英国与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并将原因追溯到美国行政与立法分立的政治制度。作者马上指出，尽管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大幅变动，但五眼联盟留存并持续发展壮大，其原因在于“各种正式的法律协议以及外交交流只是‘五眼联盟’成员国关系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和灵魂其实在于各国建立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持久的私人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两国情报合作的关系一帆风顺。

作为亲历者，韦尔斯目睹了美国情报界在1970年代的“自满”状态，也不得不采取“谨慎圆滑的外交风格”，以说服美国同行实施针对苏联的切实行动。作者随后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在个人层面和职业层面改变了我，还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家庭，也是我在移民美国37年后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他没有说明，“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

除此之外，作者在第三章中的个人出场并不多，而且有时是以“我们”的口吻在说话。这想必与保密政策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韦尔斯的写作目的。毕竟，如果作者愿意的话，他可以填入无数不涉密的细枝末节与趣闻轶事，轻松将书的篇幅扩充到两倍以上。

老把戏与新科技

韦尔斯用大量篇幅，说明了情报部门使用的技术。冷战期间，五眼联盟的一项重大成就是针对核潜艇的声学情报搜集。

在航行过程中，核潜艇会发出噪声。噪声的一大来源是螺旋桨等机械部件，另一大来源是海水经过潜艇上方的围壳时产生的湍流噪声。为了减少潜艇被发现和打击的可能性，消音是潜艇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军事杂志上也常会出现“某某型潜艇的噪声水平为100分贝”之类的说法。但对于需要追踪和监控敌方核潜艇数量与型号的情报机构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一级、每一艘潜艇的关键缺陷及其产生的噪声特征。韦尔斯称之为“潜艇的DNA”。英美以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潜艇也参与了这种任务，并且延续到了冷战之后。

另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议题，是信息安全。依靠卫星网络、陆地线路和海底电缆，英美及其主要盟国在全球数字通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正如韦尔斯所说：“五眼联盟的每个成员国都拥有拦截内部通信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即使一个美国人从家里给另一个美国人发出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也可能会通过其他国家的服务器和路由器，从而被拦截和监控。同理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互联网通信。

换句话说，国内通信与国际通信的区别非常微妙。一方面，国内窃听成为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公共议题，比如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PRISM）。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的秘密监控项目，可以直接进入微软、雅虎、谷歌、脸书、苹果等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

站在情报机构的立场上，韦尔斯将棱镜计划爆料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职员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视为“内部背叛行为”，并以此为例呼吁建立一套新的风险管理系统。“当另一个斯诺登开始访问高度机密的数据，试图将其下载到拇指存储器时，这套新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会立即发出预警，追踪和询问这些行为，还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严格的人工智能应用阻止此人访问。”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信息安全议题，多国政府推出了更严格的法规来保护公民的隐私。例如，英国政府2016年出台了《调查权力法案》，禁止大规模搜罗公民元数据。2018年，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保护欧盟公民免受网络攻击。但正如韦尔斯所说，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一直能够“合法”地获取一国公民通过他国媒介发出的信息。信息安全法规或许对情报机构构成了一定的妨碍，但与如何利用拦截到的海量数据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Anthony R.Wells

但是，在第六章“情报角色、任务和行动（1990—2018年）”中，韦尔斯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下的技术进步确实改变了情报搜集的硬件设备，但在当代技术变革的喧嚣中，过去种种挑战及创新都消失了吗？”对于这个问题，韦尔斯在两个层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直接层面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迫使犯罪团伙和外国情报机构转向手机、电子邮件以外的传统联络方式，比如传口信。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在互联网和蜂窝网络普及之后才出现的新问题。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女王安妮（Anne）就在一封写给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信中说，她“害怕有意外发生”，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给他写信，而是选择利用贴身侍女探望父亲的机会给公爵传信。马尔伯勒公爵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当时正在欧洲大陆指挥大军对抗法国。

在间接层面上，韦尔斯主张：“解决技术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他承认技术采购在情报工作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但也认为政府在技术开发和采购方面的迟钝缓慢“令人感到悲哀”。为此，开放式的项目小组配合严密的分隔措施,有望同时提高效率与安全性。在第四章的末尾，韦尔斯举出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1990年代美国太平洋第3舰队自行推动变革方案。

尽管韦尔斯说，“情报界不应该制定政策，也不应该影响重大战略的制定”，但这并不是假装政治不存在的鸵鸟态度。恰恰相反，他对英美政治变革的比较、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分析，以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思考都表明，他很清楚政治与情报工作的互动关系。

此外，他强调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采取行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利益和五眼联盟的集体利益。这无疑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至于这些重大的利益是什么，韦尔斯没有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