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除了经济总量的飞速成长以外，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趋于完善，解放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乘上了东风。与此同时，基于复杂数理模型与强力政策工具的国家，似乎终于驯服了不时爆发危机的经济巨兽。

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炮声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呻吟中，黄金时代结束了。美国经济学家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在《大转折》一书中，讲述和分析了危机前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与转型，从宏观视角得出了一个平凡而又略显悲观的结论：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世界恢复经济繁荣。

为什么1973年是大转折？

1973年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至26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名“赎罪日战争”。六年前惨败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通过精心策划，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天占据了上风。埃及军队引苏伊士运河之水，用高压水枪冲垮以色列沙堆防线，然后用大量火箭弹和导弹攻击以色列装甲部队。这段奇谋给少年时阅读军事杂志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当时正在联邦德国读书的马克·莱文森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切要用到石油的东西都更贵也更少了。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纷纷开展了“无车星期日”活动。他听到一位加油站员工直率地说：“我不认识的人一滴也没有。”这一事件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

《大转折》

尽管阿拉伯国家有先发优势，但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最终赢得了战争。为了报复美国，阿拉伯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造成油价暴涨。

第一次石油危机本身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1973年10月17日，成立于1960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对美禁运；1974年3月17日，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撤销对美禁运。事实上，通过动用石油储备、本国石油生产商增产等手段，石油恐慌从1974年1月就开始缓解了。

那么，除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战争和一次不到半年的危机外，1973年有什么地方值得让马克·莱文森在《大转折》一书中用“两个阶段的突兀割裂”来形容呢？答案是一个经济学指标：生产率，更确切地说是全要素生产率。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劳动者的生产素质，由教育程度、培训水平等决定。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如厂房、机器等。第三个部分是两者以外的部分，通常用技术进步来描述。

从1950年至1973年，12个富裕欧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4.6%；而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数字降低到了2%。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马克·莱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抛出了这个悲观乃至令人绝望的观点。借用引导撒切尔夫人走上自由市场道路的英国议员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的话说：“增长固然可喜，但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如何才能加快增长的速度。”

《大转折》一书的英文名恰恰呼应了这一看法，“An Extraordinary Time: The End of the Postwar Boom and the Return of the Ordinary Economy”。直译过来的意思是：“非凡时代：战后繁荣的终结与平凡经济的回归。”非凡时代指的不是1973年，而是“战后繁荣”，或者说1950年至1973年的经济飞速发展。

莱文森给出了一个基本不具备操作性的解释或者说观察：生产率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循环周期似乎都很长。换句话说，科技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时强时弱，有时甚至会有强烈的副作用，比如1980至1990年代通信与交通技术发展带来了巨型工业园区解体，生产分包到众多区域和国家，也就是所谓的“生产全球化”。

但是，在得出这个令人不快的答案之前，《大转折》用大部分篇幅来讲述一件事：在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所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失败了。

专家治国的破产

1950年代，供职于英国联合钢铁公司的英国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提出了基于控制论的“自体平衡企业”理念。他主张为企业配备一个独立运作的“大脑”，负责优化钢铁制造的所有流程，减小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对企业平稳运行的冲击，以期实现大型煤钢联合体企业的高效可靠运行。

比尔的理论依据是控制论，数学工具是线性代数，实现载体是电子计算机。在这三项当时相当新锐的技术加持下，比尔相信能够建立“超稳定的同态调节器”，在任何冲击下都能自行重组，恢复平衡。

这种设想不仅是咨询师的理论构想，也不仅仅限于企业管理，甚至跨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界限，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股世界性潮流乃至于教条。有“经济魔法师”之称的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席勒于1966年至1972年间担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71年至1972年兼任了半年多的财政部长。他坚信，经济是“一个理性的整体”。出任经济部长后的第二年，他就将“魔法四方”写入了法律，规定政府有义务实现促进增长、消除失业、避免通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四项目标。同年，他发布了德国经济五年计划，提出了上述四项目标的具体指标。

他手中有诸多强大的政策工具，包括调整税率、限制工资上涨幅度、加大科研与基础建设投入、打击垄断等。他会召集政府部长、央行董事、企业协会代表、工会代表等开“协同行动”会，一起讨论经济形势，在他引导下互相妥协。

席勒眼中的经济体，有点像《模拟城市》游戏。市长可以规划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的位置，但不负责具体项目的投资与施工。市长可以调整不同等级与类型居民的税率，布置配备基础设置，从而引导产业发展。市长可以听取各部门专家的意见，调整管理策略。如果市长也就是玩家熟悉游戏机制与资源禀赋的话，城市便能够蒸蒸日上，平稳运行。

可惜，现实毕竟不是游戏。《模拟城市》再复杂，背后也有着明确的算法，高端玩家甚至可以利用游戏中的漏洞（俗称“bug”）来取得惊人的成绩。席勒的专家统治之梦，只用了三年就破碎了。1969年末，他的四项目标中只有失业一项达成了。即使他在1971年兼任财政部长，能够更直接和有力地干预经济之后，经济形势也没有好转。最后，在时任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拒绝控制汇率之后，席勒退出了政府。

在政府干预经济方面，共产党势力强大的法国与意大利更加极端。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旗帜下，阿根廷、智利、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政府手段强硬的指令经济。1971年，本节开头提到的比尔，在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智利政府实施了“赛博协同”（Cybersyn）计划，相当于将自体平衡企业的理念拓展到国家层面，通过计算机和电传网络来实现国民产出最大化。

但除了腐败问题以外，莱文森还指出：“讽刺的是，统计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主要归功于原材料价格的提升，而不是本国新兴工业的发展。”

而随着发达国家在1973年之后的经济波动与需求减少，依然强烈依赖单一或少数原材料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发生了经济动荡。阿连德1973年在政变中丧生，并非特例。

没有曙光的新时代

莱文森用“美梦告终”来描述1973年的萧条。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以一种简洁而优雅的形式描述了战后二十年的美梦。

库兹涅茨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先升后降，呈现出倒U形的格局。他的论证依据是，14个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至1950年代的经济数据。以美国为例，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的“拐点”，发生在1930年左右，下降趋势持续到1950年，保持平稳至1970年代末，但随后一路飙升，至2010年已经达到了“拐点”前的水平——收入前10%的人拥有美国国民收入的50%。欧洲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轨迹。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所说：“战后世界收入更均等的更关键因素并非是经济政策，而是由战争造成的悲剧。”因为战争中损失的财产大多属于富裕阶层，所以才会出现所有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的假象。但在安定的社会中，资本积累的力量终将卷土重来。

这意味着，席勒式技术统治论的反面——经济松绑政策不会是新的神奇配方。1973年之后，欧美国家迎来了一波向右转的潮流，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保守主义者的回忆中，之前自负的工党政府忙不迭地操纵利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建立大型国有企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自以为靠海量专家、精准计算就能把握经济航向。结果弄巧成拙，让1973年后的英国成为了发达经济体中增长速度垫底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则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与规则的力量，制定了固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即货币主义），将国有企业交给更有活力的私有实体，从而带领英国走出了阴霾。

但莱文森指出，从经济实效角度看，这基本是一个神话。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前两年的货币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英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残酷的经济收缩”，最后回归了综合多种因素决定货币政策的道路。同时，大型私有企业的“大企业病”并不逊色于国有企业，公众很快也将这一点看在了眼里。撒切尔夫人表现出的信念与决心令人敬佩，但她并没有破解经济困局的秘方。大西洋彼岸的小政府倡导者、美国总统里根同样没有。

《大转折》的末尾，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81年说的一句话：“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看到相似的情况了。”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新世界的曙光”，原文中其实并没有说到带有希望含义的“曙光”，而只是说意味着一个虽无光彩，但也称不上黑暗的平凡时代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