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9日，德国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此时的德国正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下苟延残喘，银行纷纷破产，经济一落千丈，数百万人失业。根据这年11月的《福斯报》，德国有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每天只有35000人能在政府组织的收容所找到暂时过夜的地方。

许多德国人不仅没有栖身之所，而且饥肠辘辘。同年7月，医生和营养学家赫尔穆特·雷曼（Helmut Lehmann，1882—1959）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国家困境：“正在经历极其严重的隐形饥荒，这对人民的身体和灵魂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的下一代遭遇了严重的威胁。在整个德国，在广泛的各阶层当中，营养标准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

社会和经济层面一地鸡毛，政治上也是风雨飘摇。此时执政的是兴登堡总统支持下的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布吕宁不是正常的议会程序产生的民选总理，而是总统根据“紧急状态法”任命的，所以此时的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国家。

布吕宁是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三任总理（任职时间1930—1932年）。他是德国历史上的争议人物，他任总理期间德国国内政治极其动荡，又赶上大萧条，经济衰退，而他的经济政策不受欢迎，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带来很多困苦。他反对德国共产党（KPD），也反对纳粹党。他禁止共产党的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也禁止纳粹党的冲锋队。但这两个致力于推翻现行共和制度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声势已经非常浩大。在极左和极右两面炮轰之下，共和国已经时日无多了。

这个时候仍然在坚持捍卫民主共和的有实力的党派，基本上只剩下了社会民主党（SPD）。社会民主党算是左派当中的温和派，比更激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共产党温和得多，愿意为了民主共和而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甚至还曾与保守派军人集团合作镇压共产党。所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虽然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却势同水火。在共产党眼中，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比纳粹好不了多少。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中普鲁士邦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而在魏玛时期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长期掌权。虽然大家对普鲁士的刻板印象是保守、反动、军国主义，但在魏玛时期，普鲁士其实是共和民主的堡垒，是最“左”的一个邦。正因为此，形形色色的右翼都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普鲁士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要搞垮普鲁士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

1931年2月，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团”提出了举行全民公决的提案，要求解散普鲁士邦议会。他们的意图是，一旦解散议会，就要重新选举，而此时无论是极左翼还是各种右翼，都仇视社会民主党，加起来的票数肯定能把社会民主党赶下台。所以，这次全民公决，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也是对共和民主的攻击。

因此，不仅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这样的右翼支持全民公决，就连共产党居然也和右翼携起手来了。社会民主党以及它代表的共和民主精神，遭到了左右夹攻。与全民公决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一起惊天大案，几乎同时发生了。

于特博格火车爆炸案

8月8日（也就是全民公决投票的前一天）深夜21时45分，距离首都柏林约65千米的小城于特博格附近，从瑞士巴塞尔经法兰克福开往柏林的D43号列车发生出轨事故。列车瞬间断成两截，9节车厢（其中7节客车、1节餐车、1节行李车）从轨道上飞了出去。出事前列车的时速约为100公里，在当时算是很快了。好在铁轨两边是松散柔软的沙地，所以撞击不算特别猛烈，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无人死亡，但有109名乘客负伤，其中不少人伤情较重。

2006年在比奥托尔巴吉高架桥设立的纪念当年爆炸案的铭牌。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事故，因为车长和其他一些司乘人员说，在列车出轨的一刹那，他们听见了一声巨响，还看到了火光。所以他们认为，列车遭到了炸弹袭击。事关重大，柏林警察局的名侦探恩斯特·甘纳特带队来到了现场。甘纳特认为，出轨地点恰好是一个转弯，所以凶手应当是事先勘察过地形，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但是在周边村庄的排查一无所获，无人注意到有可疑迹象。

一起政治犯罪？

犯罪分子袭击列车的案件，在德国并不新鲜。几年前的1926年8月19日，在德国北部的莱弗德（今天属于下萨克森州）就有人破坏铁轨和枕木，导致一列从华沙经柏林开往巴黎的列车出轨，造成22人死亡、多人受伤。两名凶手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动机是为了抢劫乘客，他们被判处死刑，后减为终身监禁。

于特博格案件的性质更严重，因为凶手动用了炸药。警方在距离出事地点170米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一截电线，凶手就是用它在远距离引爆炸药的。看来这是一种相当“山寨”的自制简易炸弹。不过虽然简易，但威力很大，有一段铁轨被炸飞到160米之外的农田。

于特博格案件与莱弗德案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乘客并未遭到凶徒抢劫，贵重财物没有丢失。另外，警方调查了每一位乘客和司乘人员，看有没有人在事故前不久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或意外保险，仍然是一无所获。所以，凶手动机不是谋财。

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高度紧张，所以警方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也许是一次政治犯罪。果然，在事发地点的一根电报杆上，有人钉了8月7日纳粹党报纸《进攻报》的头版，上面正是关于全民公决的内容。有人在报纸上写了“暗杀！！！！”“革命！！！！”“胜利！！！！”字样，还画了歪歪扭扭的纳粹万字。

莱弗德案件现场。

也许，这是纳粹党的又一次暴行？但他们为什么要炸火车呢？或者，也许是纳粹党的敌人共产党实施了爆炸，然后故意放了这张报纸，企图嫁祸于纳粹党？或者，德国总理布吕宁正在从法国乘火车返回柏林，也许凶手的目标是布吕宁，但搞错了火车班次和时间？

甘纳特的推断是：“列车上的乘客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通过消灭或危及这些乘客的生命，来为自己的政治宣传服务！”而布吕宁的行程并没有公开，而且他直到8月10日才返回德国。所以，暂时排除政治因素。

神秘的爱尔兰或奥地利顾客

8月10日，警方又一次搜查现场时，发现了新的线索：在一个洼地里，找到了一个用树叶和泥土遮盖起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个用来绕电线的木线轴、一份少了头版的《进攻报》、一卷绝缘带、两个空的香烟盒，还有一张包装纸。

木线轴肯定是用来绕引爆炸弹所需的电线的，报纸和电报杆上钉着的是同一份。最重要的线索在包装纸上，因为上面有这样的字样：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9号，A.鲁伯特太太。

甘纳特正要派人去弗里德里希大街，这时鲁伯特夫妇自己找上了柏林警局。原来，他们看了报纸上关于列车爆炸案的报道，要来报告线索了。鲁伯特夫妇是开五金器材店的，他们辨认之后发现木线轴、绝缘带和电线都是他们家店里的商品，也确实有一个可疑人物曾到他们家店里购物。8月6日上午将近11点，一位陌生顾客来到鲁伯特家的商店，说要买金属水管。此人衣冠楚楚、彬彬有礼，浑身烟味，德语说得很差，让人很难听懂。

鲁伯特店里暂时没有水管，于是鲁伯特先生去取货，留下太太看店。客人在店里等待，与鲁伯特太太闲聊，说自己是爱尔兰退役军官，名叫弗朗西斯·卡耐尔，在波茨坦附近已经住了四年，靠退休金生活；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但与他分居了。

汉斯·哈博。

卡耐尔不知羞耻地勾引鲁伯特太太，她没搭理他。8月8日，也就是火车出轨的那天上午，卡耐尔又来到鲁伯特店里，这次只有鲁伯特的女儿看店。卡耐尔企图勾引这个姑娘，也遭到拒绝。他买了500米的电线，用木线轴绕着，还买了一些绝缘带。

有意思的是，警方发现卡耐尔还去过鲁伯特家对面的另一家五金店，要买电线，但没有来取货。那家店主对卡耐尔外形的描述与鲁伯特家的说法差不多：黑发、身高1.75米、黑西装、身材敦实。

波茨坦附近确实住着一个叫弗朗西斯·德雷克-卡耐尔的英国公民，他也确实过着退休生活。但警方很快就确定，这个德雷克-卡耐尔与爆炸案毫无关系。不过德雷克-卡耐尔回忆道，今年4月他在咖啡馆里遇见过一个自称是奥地利人的家伙，相谈甚欢，交换了双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而德雷克-卡耐尔描述的这个奥地利人，与鲁伯特等人的描述差不多。

这样看来，应当是那个所谓的奥地利人冒充德雷克-卡耐尔的身份作为掩护，去采购了作案工具。但除了粗略的外貌描述之外，警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就连他究竟是不是奥地利人也不知道。既然没有更多线索，警方就按照常规的操作流程发布了通缉令，还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刊登了通缉令，并向奥地利、英国等国的刑警机关通报消息，请求合作，尤其是询问各国有无类似的列车袭击案件，以及有无炸药失窃。

比奥托尔巴吉火车爆炸案

柏林警方暂时只能苦苦地等待消息。但他们无需等太久。

一个月后的9月12日至13日深夜12点左右，又发生了一起悲剧。从布达佩斯驶往维也纳的10号夜间快速列车在匈牙利小城比奥托尔巴吉高架铁路桥上发生出轨事故。25节车厢中有9节，从25米高的高架桥上高速坠落。

匈牙利警方很快查明，这也不是事故，而是有人蓄意用炸药袭击了列车。炸药被装在一个硫化纤维箱子里，连通了电气打火设备。箱子被放在铁轨上，列车驶过时，车身的重量引爆了炸药。匈牙利警方立刻意识到，此案的案情与德国于特博格案件酷似，于是通知了德国警方。

匈牙利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份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因此首先怀疑这是一起政治犯罪，很快逮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但都没有下文。

此时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三国警方密切合作，不断交换信息。德国警方查明，于特博格案件中凶手使用的炸药出自莱因斯多夫的一家炸药厂；而匈牙利警方查明，比奥托尔巴吉案件中的炸药出自维也纳附近的沃勒斯多夫兵工厂。

侃侃而谈的幸存者

新闻界也第一时间得知了比奥托尔巴吉事件的消息。《维也纳星期日与星期一报》派出了年轻的记者汉斯·哈博（Hans Habe）火速赶往现场，一个多小时后就抵达了。

比奥托尔巴吉案件造成的人员损失，比于特博格案件严重得多：25人死亡，120人负伤，其中14人重伤。现场惨不忍睹，根据哈博的报道：“沿着铁路线，在被炸毁的高架桥附近，排着一些简易木质棺材。但是爆炸过于猛烈，以至于有些乘客粉身碎骨，无法辨认。一具棺材里的尸块不一定属于同一个人。有一具棺材里有三条腿，另一具里有两个血淋淋的人头。”

哈博很想采访一些幸存者，但是大多数人还处于惊恐和恍惚的状态，无法回答他的问题。这时有一个身材中等、壮实的男人告诉哈博，他是乘客之一，爆炸时他正在上厕所，奇迹般地只负了一点皮外伤。他自称是居住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商人，名叫西尔维斯特·马图斯卡（Sylvester Matuska），他为哈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纳粹党关于解散普鲁士邦议会的全民公决的海报。

哈博当然很感激这位热情的信息提供者，但也觉得有点诧异，这人为什么死里逃生之后如此镇静自若、侃侃而谈？也许，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吧。因为马图斯卡也要去维也纳，于是哈博与他同乘报社的汽车返回，并约了次日上午再做一次采访。

第二天，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马图斯卡接受了哈博的详细采访。咖啡馆里的围观群众也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马图斯卡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爆炸的情形，还描述了自己如何参与抢救伤员。大家纷纷为他鼓掌喝彩。马图斯卡的故事登报之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

名气是把双刃剑。他的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比如维也纳警察局的高级警官施魏因尼策博士（Schweinitzer）就觉得马图斯卡这人很蹊跷。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伤，他却几乎毫发无损？大家都吓得魂不守舍的时候，为什么他却淡定从容、面对记者口若悬河？施魏因尼策向布达佩斯警方和柏林警方通报了马图斯卡的情况，但柏林警方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人。

维也纳警方发现，前不久有人在沃勒斯多夫兵工厂购买了炸药，用途据说是要爆破拆除某工厂的烟囱。但是，那座烟囱早就已经被拆除了。这个买家是谁呢？正是马图斯卡！

装神弄鬼的凶手

马图斯卡说不出自己购买炸药的正当用途，也说不出炸药的下落，于是维也纳警方在10月10日将他逮捕。审讯中，马图斯卡神秘莫测地说，他曾经承诺要严守秘密三十天，所以要等到10月12日才会解释真相。

到了那一天，他果然承认自己参与了比奥托尔巴吉和于特博格的两起铁路袭击事件，但是说主谋是一个叫贝格曼的人。贝格曼是一位“大师”，建立了一个神秘组织，宗旨是要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干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具体就是要用炸药袭击列车。

马图斯卡说自己帮助贝格曼搞到了炸药和相关器材，但最后自己打起了退堂鼓，想要劝贝格曼罢手，他不听。马图斯卡还描述了自己去鲁伯特商店购物的情况，以及自己冒充爱尔兰军官的情节。

10月13日夜间，施魏因尼策博士把上述情况通知给了柏林的同行甘纳特。甘纳特立刻带着两名探员前往维也纳，参与进一步调查。10月16日，甘纳特旁听了维也纳警方对马图斯卡的审讯。这一次，马图斯卡承认自己策划和执行了比奥托尔巴吉和于特博格的两起铁路袭击事件，还曾在奥地利的安茨巴赫两次袭击列车未遂。而贝格曼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是他的捏造。也就是说，他并非从犯，而是唯一的主犯。

在于特博格，纳粹党报纸是马图斯卡放置的，上面的“革命！！！！”等字样也是他写的，目的是误导警方。他还计划在其他国家发动袭击，比如炸毁阿姆斯特丹的一座桥梁，袭击从巴黎到马赛的列车，以及在意大利搞爆炸袭击等等。

马图斯卡虽然承认贝格曼是他捏造的，但又搞出了一个“通灵师利奥”，说他15岁时读师范学校时，有一个叫利奥的人和他一起做过通灵的试验。利奥还预言马图斯卡会成为名人。从此以后，利奥就在精神上和马图斯卡始终同在。

马图斯卡是匈牙利公民，生于1892年，父亲是拖鞋匠人。目前，马图斯卡生活在维也纳。据他的一位同学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爆炸：“黑夜—火光闪亮—熊熊大火—爆炸—一片混乱—尖叫呼号！” 马图斯卡后来在匈牙利一座小城市读师范学校，1907年毕业，成绩优异。但是他和女人（无论是什么年龄段和身份）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会胡言乱语，所以经常被人赶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当兵时，大家都注意到他喜欢夸夸其谈。后来他靠做房地产生意发了财，1919年买了一家调味品商店，让亲戚在里面工作，自己当教师，1919年与一位女教师结婚。1931年他租了一家采石场，说是为了给铁路和公路工程提供建材。但是他的采石场一直没有运作起来。不过，有了采石场，他就可以合法地购买炸药。

1932年6月15日，维也纳法院开始审理马图斯卡案件。在法庭上，他装疯卖傻，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法庭聘请的精神科医生作证说，马图斯卡的精神完全正常。因为在奥地利的司法管辖范围内，马图斯卡只犯了在安茨巴赫两次袭击铁路未遂的罪行，所以仅仅被判6年监禁。随后奥地利将马图斯卡引渡到匈牙利，匈牙利法庭判处他死刑，但根据与奥地利的约定，减为终身监禁。

余波

与此同时，在我们开头讲到的那次攻击民主共和的全民公决中，支持解散普鲁士邦议会的那些派别虽然获得了980万张票，也就是合法选民总数的37.1%，但没有达到全民公决要求的绝对多数即1340万张票，所以全民公决失败了。普鲁士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勉强得以生存。

好景不长，1932年7月，保守派的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巴本为了打击社会民主党，夺取普鲁士邦的控制权，以普鲁士邦政府无力控制猖獗的政治暴力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实施军管，强行解散了普鲁士邦政府，将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邦总理和内政部长免职。巴本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实际上是一场右翼政变，客观上为后来的希特勒夺权铺平了道路。与纳粹携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纳粹上台不久之后就遭到了镇压。

马图斯卡在监狱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后初期的混乱中，他不知怎么的脱离了监狱，从此下落不明。有一个有意思的传闻是，他辗转到了朝鲜，在朝鲜战争期间为北朝鲜执行破坏任务，比如爆破桥梁，于1953年夏季被美军俘虏。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可以说马图斯卡是重操旧业了。

奥地利记者哈博与马图斯卡的老交情，让自己一举成名，也毁了自己。他是犹太人且反对法西斯主义，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被剥夺了国籍。他于1940年逃往法国，加入法军，抵抗德国的侵略，不幸被俘。在一些法国朋友的帮助下，他逃离战俘营，逃往西班牙和葡萄牙，从那里去了美国。他志愿加入美国军队，继续与希特勒作斗争，随美军去过北非和意大利战场。后来他跟随美军一个宣传单位去了德国。他也重操旧业，在美占区创办了16家德语报纸，继续当记者和报社总编，还写了不少相当成功的小说和剧本，于1977年在瑞士病逝。